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文艺定位(2)
毫无疑问，一个作品之所以最后成功了，就在于审美主体在两个杂多之间实现了一种平衡，也就是达到了和谐。这一点，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早有认识，他们以音乐为例，提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是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而从哲学上说，这就是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因为“和谐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的确，音乐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把本来杂多呈现的因素重新整合，使排列有序，不同的因素不仅不互相冲突，而且产生错落有致的美感，即和谐之实现。赫拉克利特说得更为清楚，他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书法混合元音和辅音，从而构成整个这种艺术。……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这就是说，经历史积淀而成的审美活动实际上提升了人的和谐能力，也就意味着审美创造活动本身具有一种和谐功能，可以对社会和谐发挥促进作用。
关于审美成果产生和谐功能的特定方式，这里又有两个因素，一是非冲突的接受方式，即在审美快感中自觉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一是以和谐的内容去陶冶人的和谐心境。所谓非冲突的方式，或者说审美快感中的自觉接受方式，那就是指审美的接受是建立在接受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和谐关系上的，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冲突方式。梁启超在论及小说对读者的影响时，以“熏、浸、刺、提”四种力概括之，如“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扬，而神经为之营注”。而政治与宗教的接受方式，往往有可能是一种冲突的方式，如果将其转为审美的方式，则可能形成和谐关系。事实上，当我们在艺术史上看到以审美去传达政治观念或宗教观念时，便意味着和谐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