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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中国(袁伟时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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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中国(袁伟时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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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错误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对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笑蜀: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可见袁世凯并非守旧,并非冥顽不化,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如果能够包容他,团结他,他可能就是民主共和的好朋友;但如果排斥他,打击他,让他没有选择,就会激活他心底的邪念,这种邪念是很多枭雄都有的,他就会撕破脸皮,变成民主共和的死敌。而新生的民主共和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跟他抗衡。
总之,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是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愿不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它要求新派必须非常成熟。今天回过头来看,国民党在这一点远远谈不上成熟。
袁伟时: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愿意付诸行动。但是,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某些领袖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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