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立学院诞生那一刻起，质疑的声音一直未停：企业家的介入，会不会给办学投下趋利的“阴影”?
◎经过教育部的清查，能活下来的独立学院是否盈利?企业家究竟赚了多少钱?这无疑是众人关心的焦点。
◎“断奶”在即，独立学院、母体学校和老板三者关系该如何厘清?三者的利益又将如何重新分配?
◎三角关系的复杂性，远不止钱的问题，董事会机制也让人感到困惑。对独立学院而言，董事会究竟起什么作用，从上到下都很清楚，但分工界限不明确。
虽然广东在1999年就成立了第一所独立学院，但与江浙地区独立学院的普遍“早熟”不同的是，广东独立学院大部分在2003年、2004年才迎来黄金期，在全国范围内相对“晚熟”。
但是，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商业气息浓厚的广东，教育领域自然成为触觉敏锐的老板们投资的“热土”。独立学院其独特的体制，让其充满“光环”和诱惑。
然而，教育公益性与资本趋利性本就是一对矛盾。独立学院风雨十多年，赞誉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这也常让那些怀抱着一丝“教育梦”的企业家感到委屈：在教育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办学校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上大学的机会，是造福子孙的好事，为何常受非议?
尴尬出生
1999年到2003年，独立学院的设立始终未经教育部审批。直到2003年4月，教育部才颁布8号文，发了“准生证”
广东第一所独立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创办于1999年。
彼时，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尤其在1999年，中国高校本科招生人数较上年增长48%，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人激增至159万人。
在独立学院最早萌芽的江浙地区，当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1998年，浙江没上本科分数线的考生，在其他省可以上重点高校。因为好学校少，考生压力大，尤其是浙江大学合校后，除此之外就连一所211院校都没有了，老百姓口袋里揣着钱，却找不到好学校。”曲琼斐这样描述当时江浙地区教育资源的稀缺程度。
“为何不在国家财政无法追加的情况下考虑吸纳社会资本，和公办院校合作办学?”有人提出建议。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
这一政策，正中江浙两地下怀。
“大胆试验”让江浙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9年7月，中国第一所独立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成立。同年，浙江20所本科院校中有18所高校创办独立学院;江苏省则成立了23所独立学院。
“由于办学需求迫切，他们大多由政府主导，有较深的政府参与背景。”曲琼斐透露，“浙江省几乎所有独立学院都有政府给的事业编制。”
也是在1999年，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以超常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抢先登陆。
时光荏苒。2003年，全国独立学院本科在校生已发展到40多万人。
但尴尬的是，1999年到2003年4年间，独立学院的设立始终未经教育部审批。直到2003年4月，教育部才颁布《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8号文)，给独立学院发了一张合法的“准生证”。
“广东的升学矛盾远没有江浙一带尖锐，孩子们可以到香港或海外读书，选择很多。”曲琼斐说，即便是首家独立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也是到2002年才开始招收本科生，而其他独立学院大多起步于2003年和2004年。
老板办学
当时不太懂，凭的就是一股热情。手中有点钱，就做了这个决定，可没想到，这个尝试带来的是十多年的苦辣酸甜
早期的广东独立学院背后都有“老板”的身影，华师增城学院、广大松田学院、广工华立学院等都莫不如此，后来成立的中大南方学院、中大新华学院等，都是企业投资与公办学校合作的结果。
“当时不太懂，凭的就是一股热情。手中有点钱，就做了这个决定，可没想到，这个尝试带来的是十多年的苦辣酸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独立学院董事长这样解释当时大胆进军教育界的初衷。
现在这些独立学院都已有相当的发展，不仅校园一扩再扩，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这一点在一年高过一年的录取分数线就可以得到证明。但从独立学院诞生那一刻起，质疑的声音也一直未停：企业家的介入，会不会给办学留下趋利的“阴影”?
“当年，我就是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可教育却没有及时转型，才萌生了办学的想法”，这个董事长说，“为了让孩子能上好大学，许多父母不惜代价，但教育资源有限怎么办?国外很多好大学都是私立的，如麻省理工、剑桥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办好的私立大学?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应该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办学，不只是这个董事长。
2006年，官至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的陈腾华看中办独立学院这个机会，“无品无级”地“转会”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此前，他曾在中大当过辅导员、教过书、做过管理，并到以色列使馆工作，研究“中东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尽管一路困难和尴尬不断，但让陈腾华颇为欣慰的是，和中大南方学院合作的老板财力雄厚，“公司和中大的渊源很深，双方都有这个意愿，一拍即合。现在投资方和中大合作还是比较愉快，也比较畅顺，这里好似一块试验田，可以做一些探索。”
盈利之惑
陈腾华估算，十年是可期待的回报期，但具体回报不好说。反正为了求财办教育是会吃亏的
平心而论，广东17所独立学院的规范办学在业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这是记者采访时不少专家学者的共同观点。但是，个别独立学院负面的报道还是经常见诸报端，引发了大家高度的关注。
有媒体曾披露：某省独立学院高额学费被少数人中饱私囊，招生就是为了“培养百万富翁”。
此外，因一些独立学院土地属教育用地，“有的投资人以低价取得土地，把其中一半用于教学，另一半用于商业开发，牟取暴利。”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
实际上，专家认为，趋利行为在某些民办高校和某些公办高校也存在，不过，“由于一些独立学院的利益主体不只一个，彼此矛盾较多，所以问题容易被摆上台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阎凤桥教授这样分析。
2003年，教育部的“8号文”对独立学院进行规范，要求采取民办机制，要有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进行财务核算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