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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历程:从两宋到明清(王威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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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历程:从两宋到明清(王威著) | |
写这本书，花了四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可以完成很多事情，可是对我而言，却似乎只是完成了一本书。认识到这点，实在是一件令人丧气的事情。
这是怎样的四年呢？交往过三个女朋友，去过深圳、北京、广州、南京。人生有时候太长了，有时候，又实在是太短、太匆忙了。
古人说：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当然是很自嘲的话。认真地写一本书，稿费又有多少呢？随便在哪个地方上个班，都不只这个数。
古人还说：天行有常，立身有本。写这本书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我也不是很看得出来。确实这本书在创作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编辑、读者的鼓励，认为颠覆了他们对中国性文化的想象，比如孑L孟对性的开明态度，比如中国古人对同性恋的莫大宽容，又比如封建礼教毒害更多的是男子而非女子，等等。
这些过去的事情，纸面上的事情，云烟一样的历史，对今天的人来说，还重要么？现代社会，有多少人会因为别人的看法改变自己的态度呢，更不用说是那么遥远的古人的思想了。
然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有时候中夜危坐，写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还写么？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坐无尽的黑牢，又觉得是在穿越一条永不见光明的隧道，真是悲哀啊。这种感觉，不是认真写字的人，谁能体会，谁能分享呢？
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地写来，终于可以好好地给自己放个假，好好睡一个好觉了，终于可以摆脱几千万字的资料。照理，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写完，是要开列上一张征引书目的，可是我开不了了，再没有精力了。因为这本书不是征引一两百本书的问题，而是一两千本书的问题，我才三十多岁，就已经有了白头发了，真是悲哀啊。
只是，我还得说，我是幸运的，生逢盛世。一方面，前行者的种种努力让我获得了极大便利，比如著名学者李零在1988年翻译荷兰学者高罗佩《秘戏图考》一书的时候，所遇到的种种苦楚，我都可以从容掠过。比如他曾经想对照一下清代黄色小说《肉蒲团》第三回的原文，跑了好多次北大图书馆，还要被人再三再四地“提审”，而我则用百度和谷歌搜索一下，当即搞定。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这激烈震荡三十年，中国人什么都见识过，全球化带来结果就是全球的思想资源可以即时地交流分享，旧有的本土资源也不再被有色的眼睛打量来打量去，至少还给了一个国学的待遇。因此笔者可以从容地征引这些资料，还得以出版。我想，这点自由，是我出生之前的那一代有志于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学者所不能想象的吧。
所以，我还能抱怨什么呢？太不应该了。
不管怎么说，谢谢读者花了那么多时间，陪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阅读了一本并不能提高你们赚钱能力的图书。
最后，还是感谢一些网络上陌不相识的朋友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没有他们的鼓励，这流离动荡的四年，我甚至可能一事无成。
“男女本应平等对待”——宋代的女权主义者袁采
宋代出现过一位对女性有着莫大同情与理解的士大夫袁采，此人的生平事迹今天已经不详了，只知道他做过几任地方长官。不过古代读书人重视立身立德立言。从立言的角度来说，这位袁采写过一本《袁氏世苑》，很受世人推崇。
《袁氏世苑》其实是一本治家格言，《四库全书提要》上说，“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此书成书以来七百多年间曾多次刊印，在西方汉学界也引起重视，并有译本。
在《袁氏世苑》中，袁采说的话基本上是向着女人的，而且还为女人提出了种种建议，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一句——“男女本应平等对待”。我想，说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男女平等口号的人，估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吧．
当然，他对妇女的关注可不仅仅是停留在喊口号上。比如他反对指腹为婚，认为“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嫁，若论目前，悔必在后”。而对于把婚约当成是买卖的做法，他更是大加抨击：“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其实在任何社会婚约问题都首先是经济问题，袁采又说：“大抵女子之心，最为可怜：母家富而夫家贫，则欲得母家之财以与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贫，则欲得夫家之财以与母家；为父母及夫者，宜怜而稍从之。”
宋人对于寡妇改嫁已经很是开明了，袁采却认为还不够，因为妇女之所以改嫁，正是因为她们经济上不能独立，更为要命的则是寡妇不论是守节还是改嫁，都要遇到一个极为两难的问题——如何处置子女：“寡妇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内外亲姻有高义者，宁若与之议亲，使鞠养于舅姑之家，俟其长而成亲。若随母而归义父之家，则嫌疑之间，多不自明。”
而对于历代大儒所提倡的男尊女卑，女位正乎内、他则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他没有去发学者玄而又玄的理论，而是从最日常的实际出发，指出：
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贤，外事自不必预。若夫与子不肖，掩蔽妇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荡赌博，至于鬻田，甚至于鬻其所居，妻犹不觉；然则夫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子之鬻产，必同其母，而伪书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贷，而兼并之人，不惮于论讼；贷茶盐以转货，而官司责其必偿，为母者终不能制；然则子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此乃妇人之不幸，为之将奈何？苟为夫能念其妻之可怜，为子能念其母之可怜，顿然·海悟，岂不甚善！ 他不仅仅把对妇女的关注停留在同情和理解上，而是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给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点出自古代的男子之口，更是尤为难得。他说：
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至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肯预人家事。唯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其焉。不然，鲜不破家。
袁采这里所认为的三种“贤妇人，’之“贤”，显然和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三从四德”大不相同了。
其实，袁氏的思想在他的那个时代并不是异数。他在书中反复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平等，不止是在男女层面上，父子之间、兄弟之川，都应该如此，这些足以让我们更近距离地注视宋代这样一个和以往朝代完全不同的市民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他的思想才有市场。
有人又要说了，宋代不就是理学吃人的时代么，这样的时代，男女有何平等可言？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宋人的笔记，《宋稗类钞》之卷七《饮食》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璧。稍长则随
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豪贵家不可用。
什么是中下之户呢？不消说了，就是中等产业及产业较薄的人家，属于平民阶层，这个人群构成了宋代社会最大的基数。“中下之户”对于自家的女子不但偏爱，还让女儿受教育、习艺业，受教育的目的和今天没有两样，就是找到一份工作。
工作让女人有钱，有钱自然底气足，就不用看男人的脸色了。这个道理在所有时代都是一样，在宋代，自然也不会失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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