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柏杨逝世三周年纪念版(套装共二册) [平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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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史纲:柏杨逝世三周年纪念版(套装共二册)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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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代序）本文为钱理群先生在2005年举行的《中国人史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钱理群
刚才看了柏杨先生讲话的录像，我很感动。特别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经过了这样的考验，才能对他盖棺论定。这句话很有震撼力，里面有一种精神，我以为就是与鲁迅先生相通的硬骨头精神。
我在读柏杨先生著作的时候，也很自然地要联想起鲁迅先生。我拿到这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想到鲁迅曾经有过的一个写作计划。鲁迅在《晨凉漫记》这篇文章里，说到他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并且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构想：“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鲁迅最后说：“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在我看来，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期待的这样的“中国人史”。在书中，我感觉到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两点是相通的。
第一是两个坚持：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这两个批判显示的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恰好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那个年代传到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柏杨先生的著作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了一代人。
当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启蒙主义是有所反省的，主要是过分夸大了启蒙的作用，以为只要人的思想变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却一再让我们感到启蒙的无力，制度的改造、变革与建设的重要与迫切。这样的觉悟本来是意味着我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件好事。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背后就有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于是，就有人着意将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与建设对立起来，宣扬“制度万能”，这其实与“启蒙万能”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的关系？在我看来，它们分别抓住了中国的两个要害，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可以而且应该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都各有其价值，又各有其局限，甚至存在着某种陷阱，无限夸大自己的价值，没有“边界意识”，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缺乏制度变革、建设支撑的思想启蒙的无力，反过来，不注意人的思想变革的制度变革也是无用的，因为制度是要靠人去建设与施行的，就如鲁迅所说，中国是个“大染缸”，中国人心不变，习性不变，再好的制度引进中国，也是要变质的。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作怎样的选择，是做思想启蒙工作，还是制度变革、建设工作，也要取决于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主客观条件，比如说，我这样的普通的大学教师，或者柏杨先生这样的学者，大概只能做思想启蒙工作，即使思想上更重视制度建设，我们也只能鼓吹，而鼓吹其实也只是启蒙。
当然，在做启蒙工作时，应该有一个自我警戒，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形成一个立场：“既坚持启蒙，又质疑启蒙。”有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这样的着重启蒙的著作，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它是有价值的，是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建设、中国人心的改造与建设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但我担心，这样的有限的作用，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也是很难发挥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中国，已非八十年代的中国了。特别是现在的大陆思想文化界充斥着一种否定，甚至诋毁启蒙主义的思潮。有的人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极端：把启蒙主义与专制主义等同起来，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鲁迅这样的既坚持启蒙主义，又质疑启蒙主义的思想家更是被判决为专制主义的同谋，以至罪魁祸首。
值得注意的是，对启蒙主义的讨伐，除了有着前述“制度万能”的理念外，还有两个旗号，一是“宽容”，一是“建设”。本来，就其原意而言，“宽容”与“建设”是两个很好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须的；但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在某些人的阐释里，这样的“宽容”与“建设”是与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立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像鲁迅与柏杨先生那样坚持两个批判：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你就是不宽容，缺乏建设精神，就应该对你不宽容。而且还有一个可怕的罪名在等着你：你是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坦白地说，我一边读柏杨先生的这部《中国人史纲》，一边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重点批判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帝王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一个是某些儒生所代表的专制体制的奴才与帮闲、帮凶。其实这也是鲁迅批判的重点。而如今无论在电视，还是出版物里，这些帝王、儒生都成了“香饽饽”，成了被追逐的“明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弄不好，柏杨先生也会被某些人视为“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大概因为自己早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因此读《中国人史纲》却能引起很多的共鸣。特别是渗透全书的民族自省精神——这也是我感觉到的柏杨先生与鲁迅精神相通的第二个方面，它引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当下很流行一句话：以史为鉴。这当然是一个对待历史的重要原则，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是一部“以史为鉴”的著作。但在有些人的阐释里，以史为鉴是专对外国人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不要也以史为鉴？批判别人篡改历史，这当然很对，很有必要，但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又怎么样？好像没有人谈，这里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歌颂”我们的胜利，“控诉”侵略者的罪恶成了主旋律。侵略者的罪行当然不能忘记，否则就会造成另一种遮蔽；作为普通老百姓沉湎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发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有点理性的思考，有一点冷静的反思，反省：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记得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如果听任民众非理性的公愤泛滥，“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杂忆》）但我们老是没有记性，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口喊“以史为鉴”，实际不以史为鉴。在庆祝胜利的狂欢里，有的知识分子比民众还要狂，欢得厉害，根本忘记了引导民族反省的职责。记得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说校庆应该是学校自我反省的日子，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在全民庆祝胜利的时候，重提民族自省，大概就更不合时宜了。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情绪的问题。鲁迅在五卅运动中就讨论过所谓“民气”。他说，一味鼓动“民气”而不注重增强“民力”，“国家终亦渐弱”，“增长国民的实力”，这才是真正的维护民族利益之道。（《忽然想到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气”，但必须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其实，敢于、善于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知识分子应体现并努力促进民族的成熟，而不是相反。
我看柏杨先生的著作，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甲午战争的反省。这是中日之间第一次遭遇，我们失败了。八年抗战，我们是“完全胜利”了。据说这是“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胜利，胜得相当悲壮，所以曾有过“惨胜”之说。因此在欢庆胜利以后，还得想一想，这不得不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老是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说句不吉利的扫兴的话，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恐怕有一天我们还得用血肉之躯来抵御侵略，那就太可怕了。
柏杨先生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个是科举制度，一个是贪污腐败。但是我很奇怪，科举制度现在也成“香饽饽”了。好些文章大讲科举制度如何如何好，据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从中国学来的，而且据说正是废除了科举制度，才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我们现在要回到科举制度那里去，云云。我不反对对科举制度作学理的研究，对其作出更科学、全面的评价，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总要回避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体制的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还有变相的科举制度，在我看来，我们一些地方的评职称、评什么什么点，就是科举制度“请君入瓮”那一套，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科举制度成了宝贝，这大概是柏杨先生绝对想不到的。还有腐败，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大家都在谈中国腐败问题，但是很少人探讨背后的原因。柏杨先生要追根问底，也是不合时宜。
今天早上我读到胡风先生的一段话，讲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胡风作了这样的概括：“只准许歌颂胜利，只准许歌颂中国文化又古又好，中国人又自由又幸福。只准许对敌人的弱点和没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像鲁迅一样跳出来要讲启蒙主义，要反省我们自己，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胡风因此设想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了抗战时期，他会怎么样？
“鲁迅活在现在他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在鲁迅逝世以后，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不断地提出，在1948年、1957年都提出过，前两年又引起热烈讨论。而1941年胡风的回答却是相当严峻：“如果真的他还活着，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如果现在他活着》）。坦白地说，我读了胡风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震撼的。我实在弄不明白，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些文化思潮为什么还和六十四年前的抗战时期的1941年似曾相识，连用词都差不多，还是只准歌颂，只准说敌人坏话，不能反省自己？而且还真有人把鲁迅“当作汉奸看待”，前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义正词严的讨伐“汉奸鲁迅”的文章，我特别感到痛心的是，据说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那么，是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在引导着我们的年轻一代，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呢？我由此想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带有鲜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倾向的著作，他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会不会也被某些人，包括某些年轻人，当作汉奸看待呢？想到这里，我真有些不寒而栗。
但好在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一种思潮垄断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柏杨先生的著作这次再度引入大陆，虽然已不可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引起轰动，但也总能寻得知音，产生影响。因此，我一面担心柏杨先生的著作和当下中国大陆思想文化主流的东西相违背，是不和谐的声音，但同时又想，这可能正是柏杨先生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声音。
2005年9月5日讲，9月28日-29日整理

文摘

历史舞台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生存空间——历史舞台，中国人亦然。
中国人的历史舞台是世界上最巨大、最古老的舞台之一，这舞台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中国疆土。它位于亚洲东部，介于惊涛万里的太平洋和高耸天际的帕米尔高原之间。大约公元前三十世纪前后，遥远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较近的印度，都在萌芽他们的古文明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中国文明。这文明一直延续，并于不断扬弃后，发扬光大，直到今日。
当时的中国人自以为恰恰地居于世界的中心，所以自称中国，意义是位于全世界中心的国度。又因为所居住的土地美丽可爱，所以自称华夏，华的意义正是美丽可爱。至于自称和被称为汉民族或汉人，那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事。在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时，也曾自称和被称为秦人或夏人，前者谓秦王朝之人，后者谓夏王朝之人。
中国跟任何一个文明古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地联合、融化和扩张，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截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疆域面积达一千一百四十万方公里。最西到帕米尔高原（东经74°），最东到乌苏里江口（东经135°），最北到黑龙江的漠河（北纬53°），最南到南中国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纬4°）。
中国版图像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台湾岛和海南岛，像镶在叶柄下方的两颗巨大珍珠。南中国海诸岛，则是无数散落在碧绿海水中的小的珍珠群。
华夏人就在这个空间上降生、成长，中国历史也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在正式叙述他的成长和演出之前，我们应该对他先有一个了解，包括舞台的各个重要角落和全体演员。一空中?马上
现在，让我们搭乘可以跟光速相等速度的宇宙飞船，从广阔的太平洋，向西飞航。
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排日本列岛，安静地斜卧在巨涛之中，它上面几乎全是山脉，而且我们还可能察觉到它不断地在颤动，那里是世界上闻名的火山地带，日本列岛正坐落在上面。续向西飞，我们可以看到有日本列岛一半大的一个雄伟半岛，像一个惊叹号形状，插入日本海跟黄颜色的黄海之间。它的南端跟日本列岛的南端，隔着对马海峡，遥遥相望，这就是朝鲜半岛。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之一，并由它转输给另一中国文化继承者日本。
朝鲜半岛之北，是中国富庶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之南，是长达一万四千公里、曲折而成为半圆弧形的中国海岸。北方海岸有两个小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像蟹螯一样箝住渤海的海湾。中部海岸向东方凸出，那正是海棠叶的叶柄所在。南方海岸向西南伸展，两颗珍珠岛屿，台湾岛和海南岛，清晰在目。
越过海岸，宇宙飞船正式进入中国上空，巨大的舞台呈现在眼底。四条悠长的大河，在巨大的舞台上，均匀地并排着，从西向东流。最北一条跟俄罗斯交界的是黑龙江，次北一条成“几”字形的是黄河，偏南一条白浪滚滚的是长江，最南一条像手指汇到手掌一样的是珠江。
如果是二月天气，我们在宇宙飞船上会眺望到，最北的黑龙江千里冰封，那里的中国人还穿着皮衣皮靴，从口中吐出的热气会立刻在睫毛上凝结成冰。而最南的珠江这时却仍滔滔奔流，那里的中国人正额上淌着汗珠。两地人们如果交互旅行，仅只衣服穿着一项，便需要经过专家指导，一个人如果穿着单衣服从广州出发，当他在黑龙江畔的漠河下飞机时，他可能会立刻冻死，这说明这个舞台南北距离遥远的程度。
在渤海岸凹处，一条黑线，向西翻山越岭地蜿蜒伸展，那就是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长城以北是内、外蒙古沙漠地区，这时仍一片隆冬景象，但长城之南却针锋相对的已大地春回，从万里长城到淮河这个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全部覆盖着青青的小麦，像一座无涯的大海，城镇只不过是一群孤岛。温和的春风吹动时，原野掀起麦浪，翻腾澎湃，密接的村落在麦浪中飘图一二十世纪初叶鸟瞰下的中国浮，更像海上的点点渔舟。在南方，也就是在淮河以南，跨越长江，直到海南岛，全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为了灌溉的缘故，那稻田被分割为一块一块，像无数宝镜，在太阳光下反射出万道光芒。
——这就是中国本部的景观，截至二十世纪初，六分之五的中国人居住在那里。
再续向西飞，距山东半岛约八百公里，宇宙飞船越过南北纵长的太行山，就看到地面突然隆起的山西高原。它的北方是瀚海沙漠群，静止时像一个死海，连秋虫的声音都听不见，一旦掀起风沙，人们的视线便全部模糊。山西高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风沙怒吼时，它的威力仅次于真正的沙漠。黄土高原的居民大多数住在窑洞之中，窑洞的外貌很拙陋，但内部冬暖夏凉。
就在山西高原的中央城市太原，向南到洞庭湖，南北一线的上空，我们必须把手表拨慢一小时，假如宇宙飞船是八时进入中国，那么在越过这一条线之后，时间却是七时。因为我们跨进格林威治时间的另一个地区，光阴正在回转。
不久，我们就可眺望到黄河之滨的一座古城——兰州，在它之北仍是向西延伸的瀚海沙漠群，在它之南是广大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华北大平原跟锦绣江南的广大绿色世界，逐渐消失。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除了青葱的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农作物的生长，都十分困难。北方瀚海沙漠群上的骆驼铃声是最有力的响声，南方云贵高原全是惊人的山岭和惊人的河谷，它地下丰富的矿产，要到二十世纪，才显出它的重要。
中国第一大咸水湖青海湖，在宇宙飞船下滑过去，我们看到了万里长城尽头的嘉峪关，也看到像天上繁星一样的黄河发源地星宿海和潺弱一线的长江发源地沱沱河。就在它们上空，必须再把手表拨慢一小时，因为自上次拨慢了一小时后，我们又直线前进了一千五百公里。而就在同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地面更突然间峻拔上升。假如我们以四千米的高度进入中国而一直保持这个高度不变，那么此时宇宙飞船已经撞到地面，因为我们已到了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顶，宇宙飞船必须升高。
在青藏高原上，看不到什么，它在二十世纪前，是中国最寂寞的地区，眼睛所及的全是终年覆雪的山头和寒冷贫瘠的砂砾丘陵，只偶尔有长毛的牦牛在山谷中载着货物，成一个伶仃的队形，踽踽前进。农作物因气候寒冷和土壤太坏的缘故，十分稀少，只有少量质量低劣的青稞；人口更是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人。在世界屋顶之北，是陡然陷下去的巨大的塔里木盆地。再北则是天山。越过天山，又是一个陡然陷下去的盆地，即准噶尔盆地。这两个盆地上的稀少人口——二十世纪初只有二百五十万，包括了博览会般的各种民族，是中国境内人种最复杂的地区；就在那沙漠跟巨山之间的千里草原上，不时兴起诗人形容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场面。比起东部中国，这里显示的不是在方块稻田上生活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气魄。
世界第一高峰额非尔士峰（珠穆朗玛峰）和它所属的巨大山脉喜马拉雅山，都在我们眼下消失。宇宙飞船现在又前进了约一千五百公里，正位置在塔里木盆地的中央上空，必须再把手表拨慢一次，把六时拨为五时。使人兴起一种青春倒流的惊奇和喜悦。
——不断的时间变换，会扰乱正常的生活程序，这是疆土过于广袤的烦恼。从极东的乌苏里江口，到极西的帕米尔，时距相差四个小时。当乌苏里江口的渔夫在晨光曦微中泛舟捕鱼时，帕米尔的农人还在酣睡。一个人从乌苏里江口，于黎明时乘超光速飞行器向西飞航，他会发现天色越走越黑，当他完成五千公里的旅行，敲他住在帕米尔山下朋友的家门时，却正是午夜。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有这种奇特的景观，这少数国家是：俄罗斯、中国、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
拨过手表，于是我们到了群山之母的帕米尔高原，它是中国最西的边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环绕在它的另一面，成为中国西陲尽头的三大邻邦。
空中鸟瞰之后，让我们走下宇宙飞船，跨上马背，对这个巨大舞台，再做一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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