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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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页码：212 页
·出版日期：2004年01月
·ISBN：7810587331
·条形码：978781058733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奋斗目标，而当前对农民奔小康的主要制约是乡村生产剩余不能有效积累，从而转化为发展的资本。问题的症结在于现有的乡村组织机制对农民的过量资源提取制约不力以及不能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因此，乡村组织问题是影响农民奔小康的关键因素。
本书就是在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深度剖析不同时段中国乡村的社会力量组合和互动情形，动态地展示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变动和组织演进的过程，力图揭示时下乡村组织演进的困境，并对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作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性分析。
作者简介 朱新山，男，1969年生，山东青州人，副教授，法学博士。1994年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政治学，1997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直升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20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任教，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中国社会与政治等。在《社会科学》等重要刊物发表《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制度分析》、《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与发展逻辑浅析》等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
媒体推荐 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摆在眼前的一页页书稿，不仅仅是一份学业的答卷，更凝聚着我的人生信念、奋斗志向。本书的最后完成，也决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更是在许多人无私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孙关宏教授，还有曹沛霖教授、王邦佐教授、竺乾威教授、浦兴祖教授、林尚立教授、胡伟教授以及其他辛劳培育我的复旦大学的老师们。
孙关宏教授为人谦和、学风严谨，力倡学术宽容、学术创新，从硕士到博士六年，他对我的教导终身受益。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慷慨提供了大量调查资料和他们课题组的论著，我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刘建军博士、彭勃博士、朱健刚博士也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我的朋友牟文富先生多次与我讨论、提过大量建议，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鲁中和苏南地区的乡亲们，他们对我的乡村调查始终给以热情接待、配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素材，是本书写作灵感的源泉．
博士论文能够作为学术专著较快出版，这要归功于我所在的上海大学社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社科学院是一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学院，学风严谨，气氛融洽，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正是由于它的出版支持，本书才得以很快面世。我感谢学院的陈新汉教授，他组织沪上专家对书稿进行了匿名评审，专家们提了许多有针对性的良好建议，使本书更趋完善。
特别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心血，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金琦女士、我的家人，他们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大力支持，使我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以潜心读书、思考、研究。
学问是一张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编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书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我乡村政治学研究的新起点。最后，让我再一次向引领我前进的师长、向我提供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朱新山
2004年7月8日
目录
导论
一、研究的问题
二、概念框架
三、核心命题
四、命题的论证
第一章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
……
文摘书摘
小农的贫困化过程，会改变他们与村庄组织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一个小农失去土地，会使其在村庄组织中的地位下降。那些在外的佣工，尤其是常年在外的长工，会逐渐与自家的村庄疏远。贫农比中农更可能响应消除租佃和雇佣关系的革命运动。作为与宗族和村庄集合体关系较松散的人，贫农也可能比中农容易组织动员。他们之中完全脱离了家庭农作而长年出外佣工的人，可能是革命过程中的“引火料”。小农的贫困化，是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社会重组。
2．传统国家的衰败与治理模式的转变
晚清以来，外来现代性因素的冲击、经济扩展、商品化趋向增强、人口膨胀、阶级分化，使传统国家通过绅士间接治理乡村的模式失效，正如罗兹曼所指出的：精英的消极、人口的增长、大起义的发生，三者在19世纪结合在一起，就实质性地改变了政府的任务和形式。这种改变的表现是传统国家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遭破坏，国家被迫采用新的治理方式。
传统国家的思想基础开始遭到破坏。传统的国家、绅士和民众三层结构有共同一致的思想基础，这是上下协调、稳定有序的关键。杜赞奇曾指出，传统国家政权是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国家正是通过象征性代表维持秩序。20世纪时，国家政权在竭尽全力放弃甚至摧毁传统文化网络之时，其建立新的沟通乡村社会的渠道又进展甚微，这只能削弱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从文化角度来说，新旧社会之交标志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转折。朝廷的衰弱、科举制度的废除、国家掌握的爬升社会上层的诱饵不复存在、对儒家教育中利他动机的冷漠，造成绅士角色的大变，他们既不保持对上的忠诚，也不再保持对下的服务、奉献和保护。他们地位的合法性下降了，剥削性增强了，这直接影响乡村社会的性质和乡村治理。
中央集权帝国连惯常的维持秩序的功能都不能保持(突出表现是不能镇压19世纪中期的“大叛乱”)，结果出现了长期的地方军事化和权力下移趋势。传统国家的正式机制破坏，晚清出现绅士接管地方行政的趋向。官府需要委托农村社会最适合的人选来负责地方治安，他们就是团练组织的绅士管理人员。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把正式的行政权委托给绅董之举被晚清的官员看成是一个改革措施。通过剥夺胥吏衙役的那些他们赖以进行敲诈勒索的正式政府任务一一特别是征税权与治安权一一和把那些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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