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作品集3:支配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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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作品集3:支配社会学
		韦伯作品集3:支配社会学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514 页
·出版日期：2004年05月
·ISBN：7563345280
·条形码：9787563345281
·版本：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Pages Per Sheet
·图书品牌：北京贝贝特

内容简介 《韦伯作品集3:支配社会学》为阐释性的作品，深入探讨卡理斯玛支配、传统型支配与法制型支配在人类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各种具体的基本的变化；然后，通过对教权制的分析，韦伯跨入宗教与政治交会的领域，研究这两种支配的交互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关系。支配社会学的研究，曾被评断为韦伯整个诠释社会学体系中“功力最纯熟与最精致的部分”。通过《韦伯作品集3:支配社会学》，我们即可一窥其究竟。
作者简介 马克思·韦伯：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历任柏林、弗来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
媒体推荐 序言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马克思的名字随着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的炮声即已传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并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作为国家的信仰体系，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涂尔干的著作最早是由当年留学法国的许德珩先生(《社会学方法论》，1929年)和王了一(王力)先生(《社会分工论》，1935年)译介，首
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引入不仅使涂尔干在社会学界闻名遐迩，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导的功能主义在学术界深深植根，并成为当时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与此相比，德国人韦伯思想的传人则要晚了许多。由于中国社会学直接舶来于英美的实证主义传统，在早期，孔德、斯宾塞的化约论一社会有机体论和涂尔干的整体论一功能论几乎脍炙人口，相比之下，韦伯侧重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去探讨对社会的理解、诠释的进路则少为人知。加之，韦伯的思想是辗转从英文传播开来的，尽管他与涂尔干同属一代人，但在国际上成名要比涂尔干晚了许多。恐怕这就是中文早期社会学著述中鲜有提及韦伯名字的原因。
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内地学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取消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又长期与国际主流学术界隔绝，直到改革开放后，1987年由于晓、陈维纲等人合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问世，内地学者才真正从学术上接触韦伯的中文著作。尽管此前台湾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出版了该书的张汉裕先生节译本以及由钱永祥先生编译的《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Ⅰ)》(1985年，远流出版社)，但囿于当时两岸信息闭塞的情况，这样的图书很难直接到达学者手中。此外还应指出，大陆在此之前也曾零星出版过韦伯的一些著作译本，譬如，姚曾庚译的《世界经济通史》(1981年)、黄晓京等人节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6年)，但前者由于是以经济类图书刊发的，显然其社会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遮蔽，后者是一个删除了重要内容的节译本，难以从中窥视韦伯思想全貌，无疑也会减损其学术价值。
内地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固然和当时社会学刚刚复出这一契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逐步深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有阵痛和风险，改革旧有体制涉及众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安排和调整人际关系。加之，由于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自然条件和开发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不平等，还有随着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化开始显露，以及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虐日烈，这些都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烈。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失范。苏联和东欧一些民族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失败和最终政权解体就是前车之鉴。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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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声名为中国读者熟知显然要晚于马克思和涂尔干。为使国内更为全面地了解韦伯的理论，《韦伯作品集3:支配社会学》作为韦伯作品集的第三集，详尽收录了韦伯关于社会支配学的理论。单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来看，韦伯的论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理论颇有启示。他的关于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对经济改革的理论发展很有启发。希望进一步了解韦伯吗，希望更深入解读当代经济形式的影响源头吗，《韦伯作品集3:支配社会学》将是你进入韦伯世界的最佳航标。
目录
序言第一章 支配的结构及其功能形态 一、权力与支配，过渡形态 二、支配与行政，民主制行政的本质与界限 三、基于“组织”的支配，支配的妥当性基础第二章 官僚制支配的本质、前提条件及其开展 一、近代官僚的地位 二、官僚的地位 三、官僚化的前提条件与附随现象 四、官僚制机构的永续性 五、官僚化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六、官僚制的权力 七、理性的官僚制支配的结构的发展阶段 八、教养与教育的“理性化”第三章 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 一、家父长制支配的本质及其形成 二、望族支配与纯粹家父长制 三、家产制支配 四、家产制国家的支配结构 五、家产制支配者的权力地位：家产制与非家产制军队；家产制支配者的政治支配——基于传统且正当的支配者权力 六、家产制需求的供应：赋役制与连带责任，强制团体 七、家产制官职，家产制官吏与官僚制官吏的差异 八、家产制官吏的生计：实物俸禄与规费俸禄 九、家产制行政的分权化与定型化，官职之占有与独占的结果；特权制国家 十、家产制支配之巩固统一的手段 十一、家产制行政功能之实例 十二、家产制支配的分权化，总督与分国 十三、家产制的支配者与地方庄园制 十四、以出身乡绅的治安长官为基础的、英国的望族行政，“绅士”类型的养成 十五、沙皇的家产制 十六、家产制与身份荣誉第四章 封建制、身份制国家与家产制 一、采邑的本质与封建关系的类型 二、采邑与俸禄 三、采邑制的军事起源与正当性基础 四、封建的权力分配及其定型化 五、从采邑团体至官僚制的过渡形态，“身份制国家”，家产官僚制 六、与经济的关系，商业对家产制发展的意义 七、家产制与封建制对经济稳定化的影响 八、家产制的经济独占，“重商主义” 九、封建支配下财富的形成与分配 十、家产制独占政策的经济影响 十一、支配的结构，“心态”与生活态度第五章 卡理斯玛支配及其变形 一、卡理斯玛的本质与作用 二、卡理斯玛权威的成立与变形 三、支配形态的纪律化与即事化第六章 政治支配与教权制支配 一、教士阶层与宗教卡理斯玛对政治支配形态的态度 二、教权制支配与政教合一制，“教会”的概念 三、教权制的教育与生活纪律及其对“禁欲”的态度 四、修道生活的宗教——卡理斯玛功业与理性的功业 五、修道生活与政教合一制支配及教权制官职卡理斯玛的关系 六、政治的卡理斯玛与巫术的卡理斯玛，政治权力与教权制权力的关系 七、教权制支配与宗教性质的社会制约 八、教权制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经济行为的定型化、对资本主义的滞碍；对西方文化之独特性的影响 九、教权制在市民民主制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地位 十、西方的信仰分裂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路德的态度；卡尔文教派的伦理与教会 十一、犹太教的教权制与经济意识 十二、教派、教会与民主制译名对照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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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苏国勋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马克思的名字随着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的炮声即已传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并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作为国家的信仰体系，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涂尔干的著作最早是由当年留学法国的许德珩先生(《社会学方法论》，1929年)和王了一(王力)先生(《社会分工论》，1935年)译介，首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引入不仅使涂尔干在社会学界闻名遐迩，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导的功能主义在学术界深深植根，并成为当时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与此相比，德国人韦伯思想的传人则要晚了许多。由于中国社会学直接舶来于英美的实证主义传统，在早期，孔德、斯宾塞的化约论——社会有机体论和涂尔干的整体论一功能论几乎脍炙人口，相比之下，韦伯侧重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去探讨对社会的理解、诠释的进路则少为人知。加之，韦伯的思想是辗转从英文传播开来的，尽管他与涂尔干同属一代人，但在国际上成名要比涂尔干晚了许多。恐怕这就是中文早期社会学著述中鲜有提及韦伯名字的原因。
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内地学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取消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又长期与国际主流学术界隔绝，直到改革开放后，1987年由于晓、陈维纲等人合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问世，内地学者才真正从学术上接触韦伯的中文著作。尽管此前台湾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出版了该书的张汉裕先生节译本以及由钱永祥先生编译的《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1985年，远流出版社)，但囿于当时两岸信息闭塞的情况，这样的图书很难直接到达学者手中。此外还应指出，大陆在此之前也曾零星出版过韦伯的一些著作译本，譬如，姚曾虞译的《世界经济通史》(1981年)、黄晓京等人节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6年)，但前者由于是以经济类图书刊发的，显然其社会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遮蔽，后者是一个删除了重要内容的节译本，难以从中窥视韦伯思想全貌，无疑也会减损其学术价值。
内地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固然和当时社会学刚刚复出这一契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逐步深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有阵痛和风险，改革旧有体制涉及众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安排和调整人际关系。加之，由于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自然条件和开发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不平等，还有随着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化开始显露，以及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虐日烈，这些都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烈。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失范。苏联和东欧一些民族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失败和最终政权解体就是前车之鉴。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单从民族国家长远发展上考量，当时中国思想界可以从韦伯论述十九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著作中受到许多启迪。当时德国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联想到韦伯有时将自己认同于古代希伯来先知耶利米，并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民众领袖，亦即政治鼓动家，他在街市上面对民众或批判内外政策，或揭露特权阶层的荒淫腐化，只是出于将神意传达给民众的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然而韦伯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果敢地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或许，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与大陆当时的经济改革形势有某种契合，对国人的思考有某些启发，因而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这位早已作古的德国社会思想家。
此外，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以及周边国家兴起的“韦伯热”也对国内学术界关注韦伯起到触发作用。韦伯的出名首先在美国，这与后来创立了结构功能学派的帕森思有关。帕氏早年留学德国攻读社会学，1927年他以韦伯和桑巴特论述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研究课题获得博士学位，返美后旋即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于1930年出版，并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系统地论述了韦伯在广泛领域中对社会学做出的理论贡献，从此以后韦伯在英文世界声名鹊起并在国际学界闻名。五十年代以后韦伯著作大量被译成英文出版，研究、诠释韦伯的二手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兴起的“韦伯复兴”运动，其起因是二战后以美国为楷模发展起来的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与战后陆续从美国返回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批判理论发生了严重抵牾，从而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争论。由于参加论战的两派领军人物都是当今学界泰斗，加之其中的几个主要论题——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卡尔·波普尔与阿多诺对垒)、社会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帕森思对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问题(达伦道夫和硕依西对阿多诺)——直接或间接都源于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和辩论，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对当代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作为这场论战的结果，一方面加快了韦伯思想的传播，促使韦伯思想研究热潮的升温，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以帕森思为代表的对韦伯思想的经验主义解读——“帕森思化的韦伯”——做了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式的梳理。譬如，在帕森思式的解读中，韦伯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多元发展模式之比较的历史社会学思想，被歪曲地比附成线性发展观之现代化理论的例证或图示。因此在论战中从方法论上揭示韦伯思想的丰富内涵，还韦伯思想的本来面目，亦即“去帕森思化”，这正是“韦伯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
随着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研究韦伯的热潮开始东渐。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四个地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美国的汉学家曾就“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于六十年代先后在日本和韩国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八十年代初在香港也举行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试图用韦伯的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思想去解释东亚经济崛起和现代化问题：有将“宗教伦理”视为“文化价值”者；也有人将“儒家文化”作为“新教伦理”的替代物，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时把儒家传统对“四小龙”的关系比附为基督教对欧美、佛教对东南亚的关系；还有人将韦伯论述的肇源于西欧启蒙运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展至西方以外，譬如日本，等等。所有这一切，无论赞成者抑或反对者，都使亚洲地区围绕东亚经济腾飞形势而展开的文化讨论，与对韦伯思想的研讨发生了密切关系，客观上推动了韦伯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思想传播，促使东亚地区韦伯研究热潮的出现。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同时其中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牾着的观点都可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诠释者的争论。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须知，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在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一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谓的“镶嵌”关系。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放大开来，应该用这种方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惟有如此，才能持相互关系的立场，以“有容乃大’’的胸怀解决现实中许多看似无解的死结问题。
欣闻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与大陆出版机构合作，在内地携手出版《新桥译丛》中有关韦伯著作选译的简体字版，这对于两岸出版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与沟通，无疑将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祝愿这一合作不断发展壮大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中文学术界，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新桥译丛》有着很好的口碑，其译作的品质精良是远近驰名的，其中韦伯著作选译更是为许多大陆学人所称道。究其原委，一则是书品优秀，这包括书目及其版本的选择颇具专业学术眼力，另外新桥的译文具有上乘水准，是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基于研究之上的逻译，而非外行人逐字逐句地生吞活剥。仅以两岸都有中文译本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而论，远流本初版于1989年，六年后再出修订版，书中不仅更正了初版本的一些讹误，而且将译文的底本由初版的英译本改以德文原著为准，并将英、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分别一一标示清楚。此外，远流版译本还在正文前收录了对韦伯素有研究的康乐先生专为该书撰写的“导言”，另将美国匹兹堡大学著名华裔教授杨庆垄先生1964年为该书的英译本出版时所写的长篇“导论”译附于后，这就为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使这个译本的学术价值为现有的其他几个中译本所望尘莫及。再则，《新桥译丛》的编辑出版已逾二十余载，可谓运作持之以恒，成果美不胜收，仅韦伯著作选译出版累计已达十几种之多，形成规模效应，蔚为大观。不消说，这确乎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编译者团队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地坚持长期劳作才能做到，作为一套民间出版的译著丛书，在今日台湾这种日益发达的工商社会，实属难能可贵。现在，两岸出版业界的有识之士又携手合作，将这套译著引介到内地出版，这对于提高这套丛书的使用价值、扩大其学术影响、推动中文世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功莫大焉。
近年来，随着两岸经贸往来规模的不断扩大，两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交流也在逐步深入，相应地，两地学者的著述分别在两岸出版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对于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学术资源，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升中文学界的研究素质，可谓事半功倍。进而，倘若超越狭隘功利角度去看问题，将文本视为沟通思想、商谈意义的中介，从而取得某种学术共识，成为共同打造一个文化中国的契机，则善莫大焉。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惟愿两岸学人随着对世界文化了解的日益加深，中文学界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为期不远矣。是为序。
2003年12月3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摘 书摘 即此，“卡理斯玛”概念的应用，在本文里是完全“价值中立“的(Wertfrei)。进入英雄性忘我(Heldenekstase)状态的能力，像是北欧的“勇猛战士”(Berserker)—有如一条狂犬般咬进自己的楯咬向所有周遭的事物、直到跃入嗜血冲天的狂气中——，像是爱尔兰英雄秋秋连(Cuculain)、或者荷马的阿基里斯(Achilles)，无非是一种狂躁性的发作，人们长久以来即认为上述勇猛战士的发作是借用烈毒而人为产生的；在拜占庭即豢养着许多具有这种发作素质的“金黄兽”(blone Bestien)，就像古代被养着的那种战斗用大象一样。萨蛮的忘(Schamane- nekstase)是和体质性的癫痫症连结在一起的，拥有这种症状和验证这种症状，及是卡理斯玛资格的证明。以上这两种忘我，对我们而言，一点也算不上什么“崇高”，连摩门教圣经里所含的那种“启示”，也搭不上“崇高”一字，若真要从价值观点来看的话，我们或许还迫不得已要说它是个拙劣的“骗局”。 正如市民资本主义时期，家父长共产制的家团体，由于内部结合体关系ergesellschaf- tung)的出现，而发展出基于契约与明确个人权利的“经营”(Betrieb)一样，在骑士军事制阶段的大家产制经济体，也自其内部产生出基于(同样)由契约所确定的、忠诚义务的采邑关系。此处，人格性的忠诚义务已自家共同体之一般性的恭顺关系中解放出来，而在此一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权利与义务的秩序，正如纯物质的关系、随着“经营”的发展而自一般性的恭顺关系中解放出来一样。另一方面，封君与封臣间的封建忠诚义务，也必须从卡理斯玛——而非家产制的——关系(扈从制)之日常化的角度来理解，某些特定的忠诚关系的要素，是由此一角度取得其体系性正当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此处的目的乃在了解，从内在而言封建关系之最为首尾一贯的形式。因为“封建制”以及“采邑制”可有极端多样的定义。 除了其正规、经常性的收入外（实物配合、有时则为地租或规费），家产制官吏如果立下特别功绩、或者碰到其主子情绪好的时刻，还可收到额外赠品。这些物资来自支配者的库藏：亦即贮藏贵金属、珠宝与武器的宝库，有时则是他的种马场。贵金属在此特别有用。由于官吏对支配者的好感有赖于后者对他们的功绩提供适当的报偿，“财宝”之拥有，不管在哪儿都是家产制支配之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古代北欧游唱诗人的隐语里，称呼国王为“财宝施与者”(Ringebrecher)。宝库的得失，经常可以决定王位竞争者之间战争的胜负，因为在自然经济支配的阶段，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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