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那次“转向”
去新乡的车上，和同事聊起了迷向，我的思绪被拉得好长好长。
那年第一次去新郑，也是这样一个寒秋，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阴霾的下午。
大巴车飞驶北去，没到地方，天已经暗下来了。急急投宿，一觉醒来却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旅馆门前的道路，我认为是南北路，航认为是东西路。
“反正我觉得是东西路，你们看路边的楼。”
“楼随路走，并不一定都是坐北朝南。”
“管他呢，先吃饭再说！”同行的吴哥说：“一会儿太阳出来，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找早摊点的路上，我心里始终空落落的，虽然知道不会出什么事情，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太阳终于出来了！
糟糕！太阳怎么是从南边出来的？看来我是真迷路了！
我努力校正自己的方向：早上出来，面朝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右边是南，左边是北。
然而，无论我怎么背口诀，还是常常晕头转向。
九点多，太阳隐去了，我就再也没有调好方向，一天心里都别别扭扭，直到进入许昌，我才找到东南西北。
今天旧事重提，我产生两点感悟。
第一：错了，纠正过来就可以了吗？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从理论上，我已经知道了东西南北，知道自己的方向发生了偏差，找到了正确答案，为什么还是会迷路？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这种情况？
小时候，我们村上的语
上师范的时候，书法老师认认真真给我纠错：先横折，最后撇。我也认认真真的改正了：先横折，再撇。但是，一旦自由写起来，还回到旧社会，该怎么错，还顽固地怎么错。
书法老师狠狠批评我，说我不用心，罚我写了一百遍。
确实好了很多，但是自由写的时候，还会走老路。
怎么会这样呢？
上师范的时候，篮球队训练投篮。教练是方正严格的业务副校长
学习投篮的时候，
说来也怪，在
他叹口气说：“纠正一个错误动作，比培养十个新动作还难啊！”
后来，听说一句话，大为赞赏：人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不是靠对错的标准，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
于是，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做教师的，出错了一个题，讲错了一个知识点，然后说一句：“对不起，同学们，这个地方刚才讲过了，我们应该这样做！”
后来，一考试正好命中，一看很窝火：怎么这么多同学做错，我不是已经纠正过了吗？
错了，纠正过来就可以了吗？老师纠正过了，学生就可以纠正过来吗？纠正过来以后就应该不再出错了吗？
识记是讲究先入为主的。我们做教师一定要重视第一次，第一教给学生的就应该是正确无误的，第一次就应该让学生基本掌握的。万一第一次错了，纠正要讲究方法，引导渐悟，反复消化。具体到教学，学生应该有一个“错题汇集本”，每次的错题要记下来，认认真真重新做，举一反三独立做，每次复习都要再理顺理顺。
第二：没有方向的生活，失去安全感的日子是恐惧的。
三个大老爷们，明知道即使迷路了也不会有任何事情，但是，就像人在不知深浅的水里，或者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总有一丝恐惧。
当前，我们学校推行“讲学稿”，逼着学生预习、自学，逼着老师少讲、精讲，由传统的学生为教师讲课配合，变成教师的教为学生的学服务。不讲学生就能自己搞明白的不讲，谁也不讲，让学生独立学；学生互助就能搞明白的，教师不讲，让学生互助完成；讲了学生也不能掌握的，干脆不讲放弃，等时机成熟再学习；只有那些学生难以讲清楚，老师引领一下就能搞定的，老师才讲。一句话：把课堂还给学生。
于是，老师们产生了困惑：讲学生还搞不明白，不讲怎么成？再难的题课本上出现了，不讲万一考试出现了，怎么办？
崔其升校长在杜郎口搞课堂改革，要求教师走下讲堂，到学生中去，少滔滔不绝讲，让学生分组自学。怎么要求，老师都走不下讲堂。他一怒之下，撤掉了所有老师的讲桌，转一圈，一回头，有老师又把讲桌搬回原位，离开了高高在上的讲桌，远离了教案、教参、课本，老师心里没了底，似乎马上找不到了做教师的感觉。
面对一张讲学稿，不让反反复复讲，不让各种练习册、辅导材料入班，逼着老师们退出习惯的“题海战”，讲那么多学生还不会，不讲行吗？那么多练习还有学生掌握不了，不大量练习行吗？离开了教师们习惯的教学模式，难免如他乡迷失方向的游子，心里恐慌不安。
将心比心，我们还需要埋怨教师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夜郎自大吗？
小时候，生产队都囤积农家肥，后来包产到户了，各家各户也在自家院落里囤积农家肥。再后来，化肥出现了。我记得很清楚，再怎么宣传就是没人用。我爷爷磕着大烟袋说：“我就不信，白面面能比黑黝黝的粪好用，人老几辈子不都是这样种地吗？”
洋思中学的经验，杜郎口中学的经验，东庐中学的经验……存在就是道理，尽管各校实际情况不一样，但是，人家能成功自有成功的道理。我们不可以直接照搬，但是可以积极学习。拿来主义很现实，好的东西直接拿来，积极尝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自身实际结合，人家能做好，我们肯定也可以做好。
面对恐惧的老师，我以为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些老师很负责任，不能跟风失了十拿九稳的“根据地”；二是推广者方法太简单，如果老师们看到了教学改革的好处，自然能心甘情愿跟随。我们需要把老师带出去学习，让老师们直接感受，消除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