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大不列颠、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人们很容易组织企业并保留利润，很多有才能的人因此成为大企业家。但在当时的其他很多国家，有才能的人却是加入到政府、军队、宗教组织，或者其他寻租性职业中，原因是这些部门能给他们提供最高的回报。在清朝时期的中国、中世纪的欧洲和现在很多非洲国家，政府公务员是这些社会中最有能力的人首选职业，因为这样的职业可能获得贿赂，并利用税收来为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牟利。当然，还有人身、财产安全及实现价值带来的荣誉感。
高考状元扎堆经管专业，千军万马挤公务员独木桥，对这些追逐“钱途”和“权途”的个人行为，他人不便指责。但所谓个人理性选择，往往造就集体或社会的非理性。大量有才华之人不去致力于生产性活动，而从事虚拟经济行业，或者削尖脑袋挤进官场，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彰显，实体经济根基就会受到侵蚀。国际清算银行最新发表的年报中指出，一个地区金融业过于蓬勃，可能抢去其他行业所需的人才，导致整体生产力的下降。报告引述统计结果称，在一个金融过于发达的地方，IT等行业的增长会比平均水平每年低2至3个百分点。纵观香港经济发展历程，素以国际金融中心自傲，但产业空心化、贫富不均、楼市泡沫等问题如影随形，成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中国国家创新能力排名在大国中比较靠后，与经济总量的辉煌很不相称，所谓的“中国制造”更被贴上山寨的标签，这与国内的教育科研体制积弊、社会价值导向多以钱权驱动、人力资源配置扭曲等有莫大关联。从国内情况看，政府机关可能并不适合优秀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在当下官员职场环境中，个人价值实现很多时候不是靠自身能力，也不以个人贡献大小为标准。有打油诗戏谑：“碌碌无为一朽翁，四平八稳官场中;问其一生长何技，溜须拍马与迎逢”。一方面，社会其他人在体制外辛苦打拼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众多本可在特长领域建功立业的人才“潜力股”在官场体制内作壁上观、靠纳税人养，实在是很畸形。今年上半年媒体对“江苏常州硕士生城管”的热议即是写照。更可怕的是，能力强的人才进入热门寻租行业，寻租部门得以改进和扩张，又增强了这一行业的寻租能力和对人才的吸引力，如此，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会大大伤害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