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人的需要结构看，非财产性利益在人类的各种需求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的相当部分在社会意义上具有贿赂的价值。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可见，从最低级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非财产性的需要是客观存在且不可或缺的。弗洛伊德甚至将性看作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连孔子都承认“食色，性也。”我们无意在此探求这些论断在理论上的准确性，只想据以说明以性满足为代表的一系列非财产性利益之于人的重要性，并进而标明这些利益作为“贿赂”的价值及其对作为人而存在着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杀伤力”。有媒体曾报道过某“走私大亨”摆平各路官员的“心得”，其“经验”表明：凡是当官的都必有一好，要么好财，要么好色，要么好官，故只要因人而异，投其所好，则必有“斩获”。其实，这位行贿“高人”并不是什么法律或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他的“高明”之处仅在于他客观地认识并利用了人性的基本弱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这便意味着刑法必须站在人性的立场，以客观的态度，摆脱极端“经济一元论”的消极影响，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在社会意义上具有贿赂价值的所有利益 ，这当然包括诸如性满足在内的某些非财产性利益。
(4)从国外的立法潮流看，随着腐败的社会危害不断加剧，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力度也相应加大。严惩腐败之理念在立法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均承认，“贿赂除了财物、财产性利益之外，还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如意大利、瑞士、德国、日本等国即是如此 。这无疑大大强化了对贿赂犯罪处罚，使得许多依“财物说”和“财产性利益说”不能处罚的行为，成为犯罪而遭受刑罚的制裁。在腐败问题已相当严重的我国，笔者确实不能、也不敢认为存在着某种真正有力的理由能使我国游离于这一立法潮流之外――“特色论”或“国情论”若用于此，是不足以服人的。因为正如政治学和法学界主流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全球性的腐败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成因和规律，那么也必然会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对策。笔者以为，《公约》出台的基础之一，正这种普遍规律的客观性和某些普遍对策的有效性。有论者指出，“对一种犯罪究竟打击面多大，这取决于犯罪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从实践中看，确实存在以非物质性利益为贿赂，并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从可行性上看，把财产之外以(的)其他一切不正当利益纳入贿赂之中，势必给司法实践具体操作带来困难，……其可行性是不具有的。” 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的，但以此来否定“利益说”则显得力度不够。笔者倒是认为，有必要认真借鉴那些采“利益说”的发达国家的作法，结合我国实情，去解决“可行性”的问题。
(5)从我国立法进程看，贿赂之内涵外延并非一成不变，其运动变化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对“贿赂”范围的界定都会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被扬弃。“贿，财也;赂，遗也”的认识及“计赃论罪”的原则，曾是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的，“财物说”自然会被立法者采纳。79刑法中“贿赂”一词虽在今天看来似乎可能涵盖任何形式的利益，但依我国历史传统、立法当时的社会观念及司法实情，贿赂主要还是指“财物”――这可从88年《补充规定》及修订刑法将“贿赂”明确为“财物”以及处刑轻重主要以数额论而得以印证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成为了贿赂犯罪的对象。笔者认为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采用财物”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商业贿赂的一种形式，正是在经济法领域适应了社会生活这一变化的结果 。可见，“作为贿赂的利益，其内容未必是确定的或永存不变的。它的实现可能要受以后不同的条件所左右，如果实现了预想的可能性，就成为贿赂所得。” 近年来，社会的进步，国家工作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使贿赂的范围已事实上大量地及于非财产性利益，立法者对之作出必要的回应是顺理成章的。http://www.reader8.net/
(6)从《公约》的要求看，缔约国有义务“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其国内法达到《公约》的基本要求。对于《公约》第8条第1款的贿赂罪，《公约》是采取“均应该……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这种强制性条款来规定的。易言之，即使仅从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角度，我们也必须使我国刑法中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达到《公约》所确立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在贿赂罪行为对象的范围问题上，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不得小于《公约》的相应范围。《公约》在该款a、b两项中将贿赂定位于“不应有的好处”，而“好处” 的范围明显大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财物”，即使采“财产性利益说”这样的扩大解释来理解“财物”也是如此。从文理上讲，现代汉语的“好处”是指“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满意的事物” ，并不局限于“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从论理上说，能够成为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的“不应有的好处”，当然会包括某些与“财物”、“财产性利益”一样，具有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和欲望之功能的“非财产性利益”。可以认为，作为各种价值观念、文化信仰及法律制度斗争、妥协和融合产物的《公约》，在贿赂的范围问题上采取了多数发达国家的立场，藉“利益说”以收严惩腐败行为、打压有组织犯罪之功效。由此看来，将我国刑法贿赂罪的对象扩张及于某些非财产性利益，是《公约》的要求，也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刑事立法上采“利益说”的主张，将“贿赂”的范围定位于包含某些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所有在社会生活意义上具有“贿赂”价值 的利益，是有较为充足的理由的。这既是反腐败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贿赂罪罪质的要求;既符合法律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先进的国际立法潮流;既是可行的立法改进方案，同时也是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至于在法律条文中具体采何种表述方式为妥，则可继续作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