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当地民情、社情和审判工作实际，成立了诉讼调解工作专题调研小组，并于最近深入6个县区法院和5个有代表性的人民法庭，采取听取基层法院调解工作汇报、与民商事法官及人民法庭法官座谈、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河源市两级法院民商事审判开展诉讼调解状况进行了调研，摸清了该市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及做法，分析了当前诉讼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对策。
一、民事审判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东省河源市两级法院从促进案结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充分运用“和”的理念，把诉讼调解贯穿于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工作，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原则、调解合法原则，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一)河源法院诉讼调解结案率近几年呈上升趋势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2004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815件，其中调解结案790件，调解率为20.7%，比上年上升了2.4%;2005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560件，其中调解结案862件，调解率24.2%，比上年上升了3.5%;2006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594件，其中调解结案1114件，调解率31%，比上年上升了6.8%。2007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512件，其中调解结案1993件，调解率为44.1%;2008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452件，其中调解结案2558件，调解率57.4%;2009年全市法院1至4月份调解结案464件，调解结案率为63.2%，比去年同期上升26.37个百分点。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调解能手，表现突出的如全国模范法官、一等功臣、调解能手——连平县人民法院隆街人民法庭副庭长谢顶义。
(二)法官对诉讼调解工作有统一的认识
当被问到“您在办案过程中注重调解还是判决”时，100%的被访法官选择了“注重调解”。没有人认为“调解不符合现代司法要求，是司法权威不足的无奈选择”或是“调解就是‘和稀泥’，容易使当事人怀疑法官的能力与公正性”或是“诉讼周期短，没有时间进行调解”。这充分说明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已经深入我市法院法官心中，牢固扎根在法官的办案意识中。其中，认为“调解有利于化解矛盾，从根本上息诉止争”的占90%;认为“调解可以减少执行压力”的占87%;认为“调解可以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的占92%;认为“调解自由度大，工作量小，减轻办案责任和风险”的占33%。
(三)法官的调解积极性较高
对于“您平均对每一件案件进行调解的努力次数”这一调查，平均努力2次的占62%，平均努力3次或以上的占28%，而只努力1次就不再尝试调解的只占10%。对于“您认为以什么方式启动调解程序最合适”这一调查，73%的被访法官认为应由“法官主动建议”，认为应由“当事人申请”才给予调解的只占27%。因此，我市法院法官在调解工作中，多数人能积极投入，面对一两次的失败，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付诸努力。100%的被访法官认为我国当前的调解制度是“基本合理”或“很合理”，没有人认为“很不合理”。
(四)法官注重方式方法，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
对于“您注重在哪个阶段进行调解”这一调查，63%的被访法官注重“不分阶段随时进行”，17%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开庭前”，10%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庭审中”，10%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开庭后”。对于“您通常以什么方式开展调解工作”这一调查，17%的被访法官常是“面对面”、独自进行，18%的被访法官常是“背对背”、借助他人，而65%的被访法官常是将以上两种方式“兼而用之”。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的结果多数是什么”这一调查，有60%是“双方以法官的主要意见达成和解协议”，有40%则“以当事人自行提出的协议达成和解”。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市法院法官对待诉讼调解工作，不仅积极性高，而且注重方式方法，调解水平较高，有一定的调解艺术，在诉讼当事人中有一定的权威。
(五)诉讼当事人及其家属支持和配合诉讼调解工作
由于诉讼调解的优越性，以及随着近年来我市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和对诉讼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的加大，诉讼当事人及其家属对诉讼调解工作的认同感也逐渐提高。不仅多数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能主动提出和配合法官给予调解，而且其家属也能积极支持法院的调解工作。如关于“您是否曾遇到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的亲属从中挑唆当事人不接受法院调解”这一调查，80%的被访法官为“较少”遇到或“很少”遇到，而“经常”遇到的仅占20%。
二、在当前诉讼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河源市法院注重调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调解率逐年上升，但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一)诉讼调解工作中存在的主本文来源： http://www.reader8.net要问题
1.对调解的认识存在偏差。部分法官对调解工作的作用、意义认识不足，片面地认为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比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也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少数法官不够重视调解工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影响了调解工作的良性发展。
2.法官调解率的高低存在明显的个体性差异。一些资历较深的法官调解经验丰富，调解率高，有的调解能手每年的调解率均达80%以上;而有些法官特别是年轻法官则更倾向于判决，不愿调解。
3.强制调解现象仍然存在。在审判实践中，个别法官没有严格遵循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存在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的情况，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这种现象不仅无益于审判工作，而且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
4.弱化调解的弊端日益显现。调解率较低的法院，案件的上诉、申诉比例偏高，信访压力增大。
(二)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问卷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1)主观方面：一是认为调解费时费力，持这种态度的占7%;二是遇到疑难案件才能积极调解，持这种态度的占10%。
(2)制度方面，下列情形所占比例为：现行调解制度很不合理，参与问卷调查的法官均不认同;现行调解制度基本合理，法官们都认为现行调解制度基本符合审判实际，但存在一些问题;调解的前提必须事实清楚、分清是非、责任明确，这种情形占30%;调解适用的范围、方式不明确，占33%;调解书送达后才生效导致当事人容易反悔，占45%;由于审限的制约，调解的期限太短，占35%;调解与审判界限不清，影响法官的中立性，占40%;法官在调解中的职权过大，当事人主动求和的积极性不高，占48%;在岗位考核中规定调解率，导致硬调、骗调、拖调现象，占30%。
(3)客观方面，下列情形所占比例为：案件类型发生变化，占10%;近三年公告送达、缺席审判案件的比例为30%;当事人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增强，较难以说服的占25%;由于人民法庭调整等原因导致法官与当事人、基层干部群众的地理距离拉大，难以多次做当事人的说服工作的占38%;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节奏加快，各方人员不太愿意在诉讼过程中花费太多时间的占25%;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的亲属从中挑唆当事人不接受法院调解的占20%;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强调法官坐堂审案、居中裁判和当庭裁判，使多数法官转向重判决，轻调解，这种情形占40%;法官年轻化，缺乏调解经验和耐心，这种情形占30%。
2.根据上述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分析认为影响或制约调解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少数法官对调解制度重视不足，认识不到位。一些法官对我国调解制度的意义认识还不到位，片面理解法官职业化要求，重视裁判，轻视调解作用的发挥。年轻法官社会经验不足，调解方法不够灵活，但他们学历高，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这些法官更倾向于采取判决的方式，容易出现不会调、不愿调等情况。法院审判人员对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调解艺术和调解水平还不高。同时，由于我市法院民商事案件数量大量增加，法院审判力量相对不足，办案压力增大，繁重的审判任务使审判人员无暇顾及调解工作，存在早判决、早结案的思想。
二是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缺席导致调解无的放矢。审判中，常遇到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缺席，审判人员只能依法裁判，无法调解结案，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率的提高。
三是少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消极影响阻碍调解率的提高。近年来，律师代理出庭往往替代了当事人本人的参加，而他们往往又没有真正的调解权限和调解动机，因为律师比当事人更关心法律问题，更追求官司的输赢结果，而不在乎诉讼的风险和成本，同时当事人往往又对律师的作用过分相信，当事人甚至把请律师本身也作为增加对峙实力的武器之一，刺激当事人放弃调解选择判决。
四是当事人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增大，更愿意选择判决方式解决纠纷。从我市法院近几年调解协议履行的情况看，自动履行率不高，这对当事人的诉讼意识产生了一种负面影响，即不相信对方会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认为调解不如判决对其有利，于是往往选择判决。
五是调解与庭审方式改革的矛盾。庭审的功能强化以后，绝大多数案件都要求直接开庭，这就使调解在时间上陷于尴尬境地。由于是直接开庭，所以在庭前无法进行调解。而且在开庭前，事实未查清，也不能进行调解。而当庭调解又需要时间，很可能影响当庭宣判。如离婚案件，调解是必经程序，但往往不是在相对短暂的开庭时间内完成的。庭后调解，则有可能因为调解时间长违背诉讼效率和审限制度的要求，使案件不能当庭结案。
六是调解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如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调解原则与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相悖。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应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若要事实清楚，法院必须进行严格调查，为此，法官就必须担任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而调解的制度价值在于自由与效率，当事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以期达到快速化解纠纷的目的。审判实践中，有很多调解协议都是在事实不甚清楚、是非不甚明确的情况下达成的。一味地要求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符合审判实务的需要，也加大了调解的难度。又如，调解的程序规定过于原则。民事诉讼法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合二为一，忽视了诉讼调解工作的自身特点，对调解主体、调解模式、调解时限等内容未作出细化规定，给审判实践带来消极影响，直接影响到调解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