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02年相比，2005年该乡财政支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趋势，账面支出28.66万元，外欠达13万元，比2002年支出增长3.7万元。究其原因，我们从乡镇政府应需经费分析：①车经费：一个乡镇按一部车计算，购车费县上不补，年核6000元经费，而这部车年燃油15000元，修理5000元，司机工资(临时)6000元，各种税费4000元，这部车年需3万元。②办公经费：电话费年需4000元，水电费年需12000元，取暖费年需40000元，办公用品年需8000元，总共年需6.4万元。③会议招待费：乡镇每年召开“三干会”、“人代会”、“培训会”等会议，文件材料需8000元，接待费全部在机关食堂27000元，年共需3.5万元。④重大活动费：“计划生育百日大会战”需8万元、“植树造林”需3万元、“基金会清欠”需2万元，其它主要活动需2万元，年总需15万元。⑤报纸费：党报党刊和人大机关、纪检委、组织部等机关刊物的报纸征订款高达1.9万元。⑥差旅费年需2万元。上述6项都是一个小乡镇的运转必须开支的经费就达32万元。该镇可支配财力仅有25.8万元，所以收支无法平衡、欠债现象屡屡发生，所以乡镇政府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困难重重。而实际上外面欠债或个人举债都无法反映在账面上，造成财务报表不实或隐形债务及隐形财政赤字。税费改革前，乡级债务调查数字显示：全县乡(镇)外债5309万元，平均每个乡镇400多万元，农民人均163元，税费改革后，乡镇没有资金化解债务，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债务。
另外部分乡镇干部角色转换困难。农村税改后，乡镇干部从70%时间用于“征粮征款”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了，可乡镇干部干了一辈子乡镇工作都不知道怎么干了?这也是摆在乡镇政府面前如何转变职能的一大课题。
(三)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与乡镇的影响一样，同样，取消农业税后对农村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广大百姓拍手称快，但与之而来的几个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有：
1、村级组织经费不足，号召力下降。近几年，实行了“村民自治”，但国家又有各项政策的限制，村级组织办事难，运转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另一方面，税费改革后，国家财政拨给村级的转移支付资金太少，村组两级干部的指数，还没有大幅下降，村组干部工资和正常运转支出没有有效解决，又坚决杜绝向农民统筹集资，而农村工作离开了村级组织就不能正常开展，而村组干部长期得不到合理报酬，工作又难以开展，严重挫伤了工作积极性。也不会白干活。税费改革后，一个村转移支付3个村主干工资，村民组长完成了“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这一大批“准村干部”处于欲退不能，留又不情愿的尴尬境地。
2、农村公益事业无人料理，险于瘫痪。取消农业税和禁止向农民摊派，意味着乡村组织几乎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村“一事一议”很难实行，2005年全县“一事一议”审批仅4家。村级组织换届频繁，历届村干部为村集体公共事业而自己身负债务的现象屡见不鲜，更多村干部不干事，还清闲自在，不背贷款，干事就个人背贷款的现象，对村干部思想都是一种动摇。有的村干部逢年过节都不敢在自己家中，上门要债的人太多，这样伤害了村干部办实事的积极性，导致公共事业的瘫痪。
3、乡村干部债务缠身，处境艰难。以某村为例：2002年村级“三提”共收3.9万元，人均30.6元，村组织财务除办公经费、报刊费、招待费开支后，还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建学校、修道路、打深井等公共事业，既使有债务，还有希望以后逐年还清，村级组织可以为农民逐年办几件实事，该村建学校花27万元，修路花46万元，打一眼深井及配套6万元，用了三年时间，村干部通过上级补助，村民摊派，外面捐款等多种方式，2002年仍有14万元的外债。2003年税费改革后，不能向农民摊派收费了，当年村级管理费转移支付1.8万元，在乡政府会计核算中心账面上，扣除14份报纸2862元，和三个村干部工资2080元(每人每月仅领到不足58元)外，其余资金乡政府直接扣除计划生育宣传费用及植树造林苗木款，村级组织仅剩千元办公用费，就是正常运转也难以维持，14万元的外债就更谈不上解决了。
然而，2005年的村通公路和巷道硬化工程，除去上级补助，村民集资外，都有外欠。某村修了4公里水泥路花费80万元，村支书几经周折还有22万元的工程工资欠款，这些村干部都是为村民办实事的好干部，村级集体是个“空壳子”，无村办企业，无土地承包，怎么办?这也是农村干部的一大难题。据统计，2002年全县342个行政村共负债5344万元，取消农业税后，村委没有收入来源，原来的债务没有能力偿还，要办公共事业就还可能加重债务。
总而言之，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干部职数减少，降低了费用是好事，但“一事一议”的难以开展，公益事业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主要功底，否则影响了小康社会进程，也最终导致农民不满。仅靠转移支付资金，被乡政府用于“硬性开支”外，村级组织成了“无米之灶”，再加上各项工作，包括计划生育、村路硬化、人畜吃水，植树造林，学生上学等难题就无法破解，农民负担并没有减轻，公共事业得不到开展，出现了“两头堵”的怪现象。
三、解决办法及建议
(一)精减乡村机构人员，明确职能化分
针对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和村组干部不再陷于收缴税赋工作，那么乡镇和村组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作人员。建议乡镇政府只保留党委、人大、政府三个组织，留三个正职或副职也可交叉任职，再有几个办事人员就可以了。人员减少了，经费开支就少了，在转移支付资金不变的情况下，乡镇政府运转经费就可能满足。村级组织可根据《村民组织法》只留1—3名干部负责该村事务，不再设立副职和组长，那么村级管理费在足额到位的情况下，尚可运转。同时，要把乡村两级政权或组织的职责给予明确，什么事该干，要干就实干，什么不是管理范畴就不问，在经费保障的前提下开展自己职能范围内的工作。
(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了乡村政权组织经费
在明确职责的前提下，对乡村政权组织的经费在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例如：转移支付给乡镇植树造林5万元，乡镇农村在有限的资金范围内把资金发挥到最大程度，也就是只搞5万元的工程，不能因搞政绩工程扩大规模，搞农民摊派来增加农民负担。再如，转移支付给某乡镇7万元公用经费，而该乡镇在支出正常的办公费、差旅费、汽车燃油费等经费当不能保障下还缺5万元的资金，上级应追加转移支付资金5万元弥补经费不足，否则，乡镇政府就得举债或搞其它违纪行为，这也是堵塞漏洞的一项举措。农村转移支付资金，要进行改革，例如某村2005年收村级管理费1.2万元，支出报纸款3898元，(原因，报纸是强行征订的，上级向下级一级一级压任务，分到该乡按100口人一份《运城日报》，300口人一份《山西日报》，400口人一份《人民日报》，400口人一份《求是》、一份《先锋队》，还有一村两份《人大代表报》、两份《纪检监察报》等。而该村896口人，订9份《运城日报》(单价168元)1512元，3份《山西日报》(单价268元)804元，2份《人民日报》(单价298元)596元，其它报刊杂志986元，一年征订费3898元)。村主干工资2400元(书记、村长、会计人均800元)，搞计划生育宣传费用5400元，以上三项全部在乡政府扣除，最终村级管理费用仅有898元，有的村甚至分文未得，也有的村正常的办公经费都没有，也有的村连买一支钢笔的经费都没有。建议对村级转移支付资金中征订报纸只征订1—3份《运城日报》，最多支出504元，加大村干部工资，3个干部每人每月加200元，也就全年7200元，那么村干部拿了工资就应负起职责，全身心投入村工作，转移支付资金仍按1.2万元不增的前提下还有4296元，用于正常办公开支。如果上级临时安排修路、党建、计生等工作，经费就由上级追加，在没有上级资金和不向农民摊派的前提下，不搞该工程或工作。比如：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要创建党员活动室，开展学习就得有资金，这部分资金就应该由上级转移支付解决，不应由村民自己负担。
(三)乡镇政府职能要向服务型转变
现在，农业税取消了，政府人员裁减了，但基层政府的职能不能被取消，乡村组织还可以在种植结构、农技培训、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素质上进行“内涵挖掘”，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担当收税的职能，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乡镇干部多年来一直扮演着“收税者”的角色，这样的变革无疑会对广大乡镇干部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各项配套改革的逐步到位，治安有公安部门，计划生育有计生部门，不少公共事业都不再需要乡镇干部，因此，帮助乡镇干部搞好工作定位，应当引起当前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以上调查内容，数字反映真实，分析并不到位，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