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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殖民的真相(王伯达著)(2)

2012-11-08 
本书一方面从石油危机、日本泡沫破灭、网路泡沫和次贷危机等金融危机中,抽丝剥茧地找出许多共同点,并归结出了核心结论亚洲人一直受制于美元另一方面从汇率、国际分工、原材料等众多角度去剖析美元本身,展现了世界金融格局的基本架构和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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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之后,美国的网络泡沫以及中国的崛起,似乎要为亚洲失落的90年代平反,并为美国的荣景画上句点,次贷危机的爆发则更确定了全世界对经济强权移转的信心。现在的美国在经济上要面临中国的挑战,而金融面则需要收拾次贷危机的残局,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年底曾经一度飙高至10.1%,而标准普尔(S&P)在2011年4月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时,更像即将压垮山姆大叔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时之间美元与美股被全世界的投资人弃若敞屣。然而在我们给美元的棺材钉上钉子之前,我们要注意的是:美国是否真的没救了呢?
其实在开启1990年那段美好的年代以前,美国同样也陷入了一个经济的困境,在经济的实质面上遭遇日本强力的挑战,在金融体系上则面临储贷危机后的金融失序,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0.8%,美元指数则由1985年的120以上滑落至1992年的80以下,这些与现在美国的处境几乎是如出一辙,然而到了2001年,美元指数则重回了120的高点。
“1990年前”的美国靠着石油美元的支持,度过了美元危机;日本政府与金融业者因为利差的诱因,出现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持续购买美国国债更是让美元和美国政府度过了最艰困的时期;个人电脑与网络的发展让美国实现了产业升级,抵消了日本在汽车与工业上竞争的冲击;1991年冷战的结束让美国得以缩减军费支出并专心发展经济。综合以上种种因素,让美国得以迎来“1990年后”快速增长的年代。
若把同样的时空背景移转到2011年,我们将发现,20世纪90年代让美元和美国经济快速攀升的因子,目前正一个个地浮现在市场环境之中。石油危机再度浮现,粮食危机也步步紧逼,让“石油美元”及“粮食美元”同时绑架了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中国取代了日本,踏入了美元的陷阱,成为美债与美元的主要持有者;网络科技再度崛起,让美国掀起去电脑化的过程;而本·拉登的殒命更是宣告反恐战争将告一段落。这一切的一切,都与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局势如出一辙。中国现在的资产泡沫则愈来愈像1990年的日本,愈来愈接近爆发的边缘。上一波美国的荣景是由日本泡沫爆发所绽放的烟火来揭开序幕,现在即将爆发的亚洲泡沫会否开启美国另一波荣景呢?
1990年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强弱分界点,即便2000年以后,金砖四国崛起,“中国第一”的呼声不断,然而在我来看,2010年以前的这10年,只能说是美国长期荣景中的一个逗号而非句号,而我们并没有从1990年后的失落中走出来,我们并没有从美元陷阱中逃出来。

文摘

2009年9月,中美双方从“轮胎特保”一案开始,兴起了一连串的贸易战争。中国商务部立刻对美国的汽车产品以及鸡肉祭出反倾销手段,之后双方持续在不同的商品贸易上产生争议,包括混凝土用的钢绞线、油井管、铜版纸、无缝钢管等。到了2010年,贸易大战开始演变为汇率大战,美国认为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源并不全然是中国在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而是来自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由于美国正面临次贷风暴后的高失业率问题,政府便将矛头全指向涉嫌操纵汇率的国家,指控这些国家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美国众议院于20lO年9月29日以348:7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于是,中美的汇率大战从此展开。
既然经济理论的是与非往往莫衷一是,人民币的升值是否真的能改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的改善是否真的对美国有利?唯有从本质来分析,才能了解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一边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而哪一边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中国的贸易行为起源于殷商之前,当时的社会形态属于部落的畜牧及游牧生活,其中的商部落,由于懂得利用兽力生产,得以快速地发展,大量的生产使产品有所富余,便兴起了与其他部落以物易物的行为,一直到商朝建立之后,才出现使用贝壳或玉石作为货币交易的方式。由于这些从事贸易者来自商部落,因此从事贸易者便被称为“商人”,并一直沿用至今。
接下来,我们就用最原始的贸易行为,来分析经常项目逆差与顺差之间,究竟是谁获得了较大的利益!
假设有甲与乙两个部落,原本这两个部落彼此之间互不往来,各自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一天,甲、乙两部落的首领在路上巧遇,聊起天来,甲首领对乙首领说:“我们部落最近很缺汉堡,你们那边有没有多的汉堡啊?”乙首领说:“这样吧,我们现在很缺珍珠奶茶,不如你们拿珍珠奶茶来跟我们交换好了。”于是双方的首领定下规矩,两个部落之间可以进行汉堡与珍珠奶茶的交易,用2个汉堡可以换1杯珍奶。这就是传统以物易物的交易形态。
有了贸易行为之后,生产的形态便会随之改变。首先,双方部落其实都会生产汉堡与珍奶,甲部落的人民一天可以生产5个汉堡或5杯珍奶,乙部落的人民一天可以生产30个汉堡或10杯珍奶。对甲部落的人民来说,如果没有贸易的行为,他所吃的每一个汉堡,都相当于要用生产一杯珍奶的时间与劳力来交换。举例来说,如果甲部落的人民一天至少需要吃2个汉堡配3杯珍奶,那么他就会把自己一天的时间拿来做2个汉堡和3杯珍奶。但是有了贸易行为之后,他可以把一整天的时间都拿来做5杯珍奶,然后用其中的2杯去向乙部落的人民交换4个汉堡。这样一来,同样是一天的时间,甲部落的人民就等于创造了4个汉堡和3杯珍奶,其所获得的利益远远高过于没有贸易行为的经济形态。
相对来说,乙部落的人民也是一样,他可以选择自给自足,按自己的需求去调度汉堡与珍奶的生产数量比例,但是有了贸易行为之后,他可以专心生产30个汉堡,然后拿其中的20个去向甲部落换成10杯珍奶,这样一来就等于获得了10汉堡与10杯珍奶,其所获得的利益也高过于没有贸易行为的经济形态。
在这样专业分工的模式下,无论是因为学习曲线或规模经济,生产效率都会随之提升。甲部落的人民在有了贸易行为之后,每天可以吃5个汉堡、喝10杯珍奶,但其总劳动时间却与以往差不了多少,甚至还可能比以前少。
这虽然是一个简化的案例,却说明了贸易行为确实有助于增加贸易双方的福祉,而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积极鼓吹自由贸易理论的原因。在上述的案例中,虽然甲部落人民无论在汉堡或珍奶的绝对生产力上都低于乙部落人民,但是通过贸易的行为仍能获得福利的提升。这就是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则”所要表达的,即便是在所有产品的生产能力均低于外国的落后国家,仍能在国际分工的贸易形态中获得利益。
在以物易物的经济形态里,并不存在着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因为甲部落的人民想要换汉堡,就必须努力生产珍奶,去向乙部落交换,而这交换的贸易行为中,双方进口与出口的商品都是等值的,也因此不存在经常项目的顺差或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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