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套装上下册)(修订版)(2)

2012-11-01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潜心力作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第7版在保留原文精华的基础上.融入了时新的研究成果.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图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名著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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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套装上下册)(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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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这种躲闪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昙花一现的生涯中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又随着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与环境的退化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们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

后记

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他1913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希腊人的后裔。他先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和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获得史学学士、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他先在加拿大金斯顿(Kingston)昆士大学(Queens University)、美国麻省北安普顿(Northampton)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执教，从1946年起，他就任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连续执教27年，直至1973年退休。退休后，他又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系兼职教授，直至1992年他79岁时才停止大学教学活动。他在第一线从事世界史教学4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史学者。他和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被誉为开创了“美国世界史教学的两位加拿大人”。
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生学术成果斐然，他生前共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有：《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Balkans Since 1453，1956)、《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The Word Since 1500：A Global History，1966)、《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The Wor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1970)、《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Jifelinefrom Our Past：A World History，1989)、《1500年前的人类史诗》(Epic ofMan to 1500：A Collection ofReadings)、《现代人的史诗》(Epic ofModern Man：A Col—lection of Readings)、《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Comes of Age，1981)等等。他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分别于1951年获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1953年获福特杰出教师(Ford Faculty)奖、1967年获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奖，他还获过其他多种奖励和学术荣誉。但真正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带来世界学术声誉的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l世纪》(以下简称《全球通史》)。《全球通史》可以说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全球通史》出版后，很快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图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将它选为教材或参考教材。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也特别重视，在30年中，先后于1975、1982、1988、1991、1995、1999年6次对本书修订和不断地完善。特别要提出的是他85岁时做的第6次修订，也就是1999版的修订。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99版致读者的前言《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中认为，“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依据“新世界需要新史学”的理由，作者对《全球通史》从章节到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突出了人权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全球醒觉和“科技影响力”对21世纪人类历史的影响。1999年版出版发行后，继续风靡世界史学界，被誉为世界史研究中“经典中的经典”。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由吴象婴和梁赤民先生翻译，分别于1988和1992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和伯尔尼版权公约后，特别是1999年版《全球通史》英文版出版后，北大出版社就积极和．Prentice Hall联系版权。而Prentice Hall也在寻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出版《全球通史》的中译本。经过磋商，2002年2月11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与Pren—tice Hau签署《全球通史》中文版的出版合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新版的《全球通史》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分赞同。我们希望斯塔夫阿里诺斯写一篇新的序言，并希望他对中国2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意义以及对2l世纪世界的影响发表他的真知灼见。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历史学大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不但关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也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99版的前言中，他写道：“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他是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健康原因，我们一直未能收到他的序言。2004年3月23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加州逝世，终年9l岁。1999年的新版成了他的《全球通史》的最终定本。得到他逝世的消息后，我们为未能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时完成翻译和出版而感到自责，也为未能得到他的序言而深感遗憾。为了缅怀斯塔夫里阿诺斯，让更多的读者能了解他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的“全球史学观”，更好地学习《全球通史》，2004年5月14日，北大出版社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Prentice．Hall是培生集团的一员)签署了在中国内地影印英文版的出版合同。《全球通史》的具体翻译组织、影印和编辑由我社主要负责外版书的培文教育文化公司操作。2004年7月和2005年1月，北大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全球通史》的英文影印版和中译本。
北大版的中译本第1版由董书慧、王昶等翻译，徐正源、鲁心茵、尹明明等也参加了部分正文、插图和地图的翻译。不能回避的是，由于《全球通史》分卷本的中文译本已出版，译者较多地参用了吴象婴、梁赤民先生的译文，加上译者的知识结构等其他各种原因，译本并不十分理想。
此次《全球通史》中文修订版，由于原译者出国或其他原因，我们有幸请到了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先生主持修订版的工作。他们两位是最早将《全球通史》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的译者。两位先生对全书进行了严谨的修改和审校，有的章节在恢复他们原译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更加完美。他们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和钻研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校者和我社的编辑密切合作，查找了大量参考资料，不但修改了译文中不够准确或理解有误的地方，还订正了原版书个别数据上的错讹，保证了修订版的译文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修订版即将付梓之际，我们特别要感谢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先生卓越有效的工作和谦虚宽厚的胸怀，使我们的合作在争论和愉快中完成。
必须指出的是，《全球通史》中译修订版中，还有翻译不准确、甚至有误的地方。世界在快速变化，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即使译者中外文的水平再高，也常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就如同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的：“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这次修订版中“失真和走样的地方”，我们欢迎学术界和读者提出批评建议，我们的目标是经过不断的努力，力求使《全球通史》的中译本更加完美。
在北大出版社中译本第1版的《全球通史》中，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刘德斌教授、高毅教授撰写了中肯而发人深省的序言。他们的精彩的观点连同这本书一起引发了诸多学者再一轮的思考和研究。修订版继续收录他们的序言，并对他们再次表示感谢。《全球通史》因其精彩的内容而更广泛地泽被后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中文版自2005年1月出版以来，吸引了大量读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书已经多次重印，英文影印版也多次重印。许多读者给我们来邮件、写信和打电话，有的给我们热情鼓励、有的对译文提出质疑、有的指出书中的疏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在此修订版中均给以回应，并在此衷心感谢广大读者对北大出版社和本书的关注和爱护。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留给后人的箴言，他为21世纪读者写的《全球通史》给学界确立了一个典范，也为全球读者留下了一笔精神文化财富。斯人已逝，唯言永在!让我们在新世纪、新时代从《全球通史》中得到更多的历史学的启示和期待!
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2006年9月28日

文摘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4章第3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他在那里患恶性疟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与土著民族间的差别而分裂。而且，它们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做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做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4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此时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做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也日渐加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