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庄士敦著)(2)

2012-10-22

全新解读1911辛亥革命，重构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反思后辛亥时代，发现不一样的民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正视纠结复杂的近代史，发现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还原一个聪明、幽默、追求进步却误入傀儡歧途的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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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庄士敦著)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庄士敦著)

一般的评论都认为，义和团运动起初是反朝廷的，后来”明智地转为反对外国侵略“。尽管这种说法被重述了很多遍，但它并不完全正确。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外国侵略和基督教徒。罗伯特o赫德爵士直率地认为，义和团员们一直抱着真实而盲目无知的热情。义和团运动在山东首次爆发并不意外。一些因德国侵占胶州港口和领地而达到了高潮的事件，使山东人民深刻感受到了自己的错误和损失，也明白中国近几年来一直在西方列强的手中苦苦挣扎。腐败、管理不当以及军事的落后导致了国家的没落，退一步说，清朝部分导致了中国的现状。然而，那些未受教育的大众却几乎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看到国家因为外国恶魔的阴谋诡计而承受苦难。他们认为，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他们贪婪的意图，抵触他们的发明，毁掉他们奇怪且无法忍受的宗教信仰，去除他们令人难以忍受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如果义和团晚些年出现，他们就会从德国希特勒的理论及实践中学到一些东西。就像今天的德国排犹一样，他们将会为他们反外国侵略的活动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清廷时刻准备鼓励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人。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和冲动。人们的愤怒和不满使他们与地下组织势力联合起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这些力量总是威胁17世纪以来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朝的稳定性。如果光绪皇帝得以执行他的维新计划，朝廷与义和团的这种联合就不可能发生。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朝廷中没有与义和团无知、狂热和迷信的情绪相匹配，义和团运动也将如中国其他地方许多运动一样，很快被瓦解。荣禄和袁世凯领导的军事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摧毁几千人的农民武装的需要，这些农民武装的武器主要是弓箭。当朝廷同意董福祥和其他同情者领导的政府军队加入义和团后，义和团才成了一群暴民。
正如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那样，北京的掌权者”暗中同情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并把他们看做一个强大的同盟者“。对中国和朝廷来说，最不幸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一个满族人--其性情、教养和性格让他成为盲目政策的核心支持者，这项政策成功地抑制了皇帝的维新政策。他就如何处理义和团问题向皇室进谏。他的建议成为朝廷亲义和团政策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个在北京的美国作家也说”正是因为他，义和团起义才得以实现“。
起初，义和团被认为是反叛过白莲教的传人（或许这是正确的）。因此朝廷诏令镇压他们。但是毓贤迅速地把他们拯救出来。外国使团曾要求把他革职，因为1897年他没有保护好两名德国传教士--那次的结果是德国占领了胶州半岛，这使毓贤的反外国势力倾向更加强烈。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他被革了职，但是他在朝廷中仍有支持者，他被调到山西任巡抚。不久，1900年，由于义和团的疯狂举动，他在本省省会对传教士进行了冷酷、野蛮的大屠杀。义和团反外国主义的事实让他充分同情他们的计划，他曾向皇室解释，义和团是正义的，可以聘用他们到重要的岗位上，以便抵制外国的侵略。他再次强调他们拥有令人惊讶的力量，在对外战争中具有极高的价值。他说，镇压义和团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就像是折断自己的羽翼“。
继续讲述义和团的影响力在北京蔓延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显灵法力被接受已经没有必要了。首先相信的是野蛮无知的刚毅和醇亲王，最后是太后。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在山东接替毓贤的职位--曾一度采用义和团的做法，后来在实践中发现他们的主张不可靠。但是”宁信毋疑“的思想已在朝廷上广泛传开，以至于朝廷对总督和其他包括荣禄在内的官员发出的警告和请求都不闻不问或深表怀疑。
1900年6月20日，德国传教士和日本外交秘书被杀一事，标志着围攻使馆的开始。这个事件的结果是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太后深知自己是罪魁祸首，不敢留在北京面对胜利的洋鬼子，这一点也不奇怪。她的办法是，假装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受她虐待的国民而牺牲一己私利，让被她赶走的皇帝重返帝位，并相信皇帝出于仁慈和”孝心“，赦免她应受的惩罚。皇帝没有惧怕外国军队的理由，这一点是她知道的。因此，即使在狂怒和妒忌中，她也带上他出逃。她不允许她那放肆且背叛的侄子幸灾乐祸地看她的不幸，她甚至不理会外国人占领和掠夺中国。如果她有难，她就拉着皇帝一起分担这个灾难。
光绪皇帝恳求留在北京，但是遭到拒绝。珍妃跪在狂乱的太后面前，恳求她不要胁迫皇帝一起出逃。珍妃是皇上最爱的妃子，她知道他希望留下来，去面对联军的指挥官。在朝廷危在旦夕时，除她之外，谁还有权向主宰他们命运的女王提出这个可怜的要求呢？他们逃跑乘坐的普通农家马车已在紫禁城的北门等候。洋鬼子随时都有可能赶上他们，没有时间可耽搁了。据说，太后根本不理会跪在她跟前苦苦哀求的珍妃，她非常愤怒，吩咐随行的太监把这个哭泣的妃子投进井里。
另一种说法是宫殿里的太监告诉我的，他们说这也是他们道听途说来的，因为他们当时也没有在场（我从来没遇到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说，太后这样回复珍妃：“我们将会留在我们该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被蛮夷抓走。对于你和我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我们都得死掉。这很简单，你先走。--我保证会随你而去。”随着她的一声叹息，太监把她扔进井里了。
这口井（我想1900年后就没有用过）位于紫禁城的东边，后边就是宁寿宫。自1889年以后，太后就在那里垂帘听政。我经常陪着宣统皇帝走过那口井，坐在井沿上谈论在他出生不到六年时在这里发生的悲剧。或许，又有一个孤独的灵魂萦绕在这里，不肯离去。如果光绪皇帝的纪念祠堂设立在瀛洲小岛或玉澜堂，中国人务必不要忘记在紫禁城这口井旁立一块碑，以纪念他那被谋杀的妃子。
太后于几个月后返京，并下令取消她所颁布的一切排外和亲义和团的诏令（“为了史实”）。她决定授予那死去的王妃以荣耀，把她从下等妃子提升至皇贵妃，并追谥她为“恪顺贵妃”。同时放出流言，说珍妃因为在“遵驾西狩”时发现她自己被落下了，因懊悔和沮丧而自杀。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太后洗脱谋杀的罪名。
但她在宁寿宫里能得到安宁吗？
第四章、1901-1908：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义和团起义失败后，太后在她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否意识到她的政策给国家带来了奇耻大辱，这点很值得怀疑。更令人怀疑的是，她是否想过，正是她把整个朝廷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总是被谎言和奉承包围，几乎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也没有从经验中吸取任何教训--即使有，也非常有限。她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与西方军队的接触中，她也没有看到对她和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她不止一次听到外国蛮夷的铁蹄声，也不止一次在敌人的爆炸中向他们低头。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她看来，他们只是西方蛮夷，今天来了，明天自然就会走的。
在1900年的那次长途旅途中，“老佛爷”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她一定想到了1860年那些远去的岁月。当时洋鬼子逼得她和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就像现在他们被迫放弃北京而逃往西安一样。也许洋鬼子会像四十年前火烧圆明园一样烧毁紫禁城，也许他们会厚颜无耻地重复他们在1860年犯下的罪行，烧毁她那美丽的颐和园--那是她打算安度晚年的地方。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当他们掠夺了足够的战利品，烧毁了所有他们不能带走的东西后，会返回他们那到处都是岩石的小岛。中国会恢复和平，回到美好的往昔。这段时间，她饱受艰难和困苦，但她很快就平息下来。她了解那些洋鬼子，总有一天，他们会求她返回北京，恢复秩序。他们的宫殿需要重建，那些被摧毁和被盗走的珍宝需要新的来代替，但她并不担心，因为四万万恭顺的子民会为她分担这一切。蛮夷的军队呼啸离开后，她可以重新返回紫禁城，进入一个由听戏、画画、练书法和吟诗作对组成的快乐生活。与此同时，还有那些崇拜她的贵人和忠实的太监陪伴着她在犹如碧玉的昆明湖上泛舟。因为那些对她效忠但有时又很无聊的子民，她经受了许多问题和焦虑。在这之后，她得好好地放松放松。
不可置疑，接下来她要做很多繁重的工作，也要履行一些不愉快的职责。那些给了她愚蠢的建议，并误导她对义和团认识的亲王和官员都会受到惩罚。那些被西方文明冲昏了头脑的人，她可给予适当的让步。这帮人盲目追求宪法和集会，倡导新的教育制度。但不可置疑，靠这些东西拯救大清王朝是不可能的。至于那个讨厌的、愚蠢的年轻人对她如此不感激，她打算让他继续在小岛上反省，并要感激她饶他一命，因为她原本要处死他的。
这些可能就是“老佛爷”出逃时想到的事情。她逃亡的那片土地是如此贫瘠，连洋鬼子也不愿跟着她去那里。她知道她得对一些事情进行修正或终止。1900年发生的事情使她醒悟过来，有些事情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出现了。但可悲的是，她似乎至死都没有意识到，在那些岁月里，清朝的命运注定覆灭了。若要重新掌握特权和力量，摆在她和她的继位者面前的是一个太艰巨的任务。她掌握国内外的那些革命运动的所有资料，也知道孙中山这类人的反清宣传。但却从没有人告诉过她清朝已经在劫难逃，而她自己又没有那样的远见卓识。她看不到革命阴影正在迫近皇宫。
关于八国联军与朝廷的谈判就毋庸多说了。1901年，太后返回北京，重获政权。无论中国还是联军，对结果都不满意。几个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祸首和像巡抚毓敏这样反对外国侵略的犯人被砍头；而其他的像刚毅这样的人也面临了相似的命运。此外，中国还被迫赔巨款，以补偿列强在这场骚乱中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列强军队所产生的各种花销。正如我们所知，醇亲王还被委以重任，赴德国去谢罪。
谈判结果不如人意主要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各个代表之间缺乏坦诚与诚意。他们尔虞我诈、相互猜忌。另外，他们对现代中国政治背景和宫廷阴谋不甚了解。此外，俄国想独吞东北，致力于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并想方设法和中国政府单独谈判。我们从满洲的英商那里了解到，两年前，中国的那部分领土，也就是满洲，除了名义上属于中国外，事实上已成为俄国的领土。俄国在1900年所要做的就是扩张并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很成功。
康有为高度关注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并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他非常赞同给予恶棍毓敏和其他义和团罪魁祸首这样的严惩。虽然联军给他带来了很多悲痛，因为他们没有迫使太后归政光绪帝。他当然知道，只要太后掌权一天，他就永远没有重返朝廷的希望，也不可能成为开明君主的顾问。但这并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并不关心个人利益和仕途是否顺畅，他更关心光绪皇帝。他感到皇帝遭到这样的境遇，他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1901年6月，西方列强所提出要求惩罚清廷的和平条件，大多数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除太后以外。康有为仍然被驱逐在自己的祖国之外。他住在槟榔屿，受到英国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保护。这期间，康有为写下了一份备忘录，并附上英文翻译，然后把这本备忘录赠给他的两三个英国朋友。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言辞犀利地谴责了西方列强，因为他们并没有惩罚他眼里的罪魁祸首。同时，他诚挚地希望他们不要放弃他和光绪皇帝的未竟事业。我不知道这份备忘录的中文原件在哪里，但它的英文翻译件在我手里，上面有康有为的签字。这份备忘录的中文版或英文版都从未发表过，但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把它的内容公诸于世。该文件共二十八页，为手抄本。其中有二十三页主要谴责荣禄，并称他为罪魁祸首；剩下的五页主要批判了太后和她的宠臣李莲英，言辞同样很犀利。
这份有趣的文件从未发表，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康有为后来意识到他对荣禄的评价有失公平。关于这点，在我后来和康有为的沟通中也得知一二。他之所以对荣禄产生偏见，主要是因为荣禄在1898年9月的戊戌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几乎可以料到，“南海”后来之所以修正他的看法，主要是因为荣禄是醇亲王的岳父，同时也是光绪皇帝的继位者--宣统皇帝的外祖父。康有为一生都对被废黜的宣统皇帝尽忠，正如他早年对光绪皇帝尽忠一样。因为以上原因，他不再谴责这位血管里与他的陛下有同样血统的人。
根据康有为的备忘录，荣禄对义和团运动负主要责任。而他后来因此被革职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在这件事上，康有为错了，他后来也向他的朋友承认了这一点。康有为在这件事上犯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时的确有证据表明荣禄有罪，西方列强的指挥官和北京的外交机构也这样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列强一直把荣禄当做是围攻使馆事件的元凶之一。后来，太后任命荣禄、庆亲王和李鸿章等人与西方列强谈判《辛丑条约》，西方列强拒绝承认他是全权大使。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如果太后听取了荣禄的建议，就不会发生向外国宣战的事件，也不会出现围攻使馆的事件，更不会在北京和其他省份出现对外国人大屠杀的事件。现在我们知道，荣禄尽了很大的力气去阻止端郡王，不让他支持义和团运动。他的这一行为是在用他的地位和生命冒险。作为武器保管人和拥有者，他强烈反对让义和团使用他的沉重枪支和其他作战武器，并拒绝了义和团的类似要求。如果没有他的这一决定，恐怕使馆区早就成为了一堆破砖碎瓦。当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太后意识到她的顾问荣禄非常聪明，她对自己之前没有采用他的建议而感到非常遗憾。直到1903年荣禄去世的时候，太后一直认为他是她所有官臣中最忠实和最值得信赖的一位。后来，她把荣禄的女儿许配给醇亲王，并把他们的儿子立为无子嗣的光绪皇帝的继任者。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太后对荣禄感激的表现。
1900年后，尽管太后（主要是根据荣禄的急谏）热衷于社会、教育、立法和军队改革，一改从前敌视改革派的作风，但太迟了，根本不能使激进分子满意。尽管激进分子开始的时候人数比较少，他们却非常活跃，而且与她势不两立。太后做出改革（她很不情愿地承认了这种必要性）的姿态，欺骗了很多乐观的外国人，但被反朝廷的中国人讥讽诚意不够。慈禧太后返回北京不久，就颁发了包括允许汉满通婚在内的一系列诏令，这些诏令向人们表明朝廷希望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但这些诏令无助于压制反满清的热潮。1905年，镇国公载泽率团出国考察外国宪政。在北京火车站，代表团就遭到了炮弹的轰击，镇国公和一位同行者（绍英）受了伤。立宪的诏令已经颁发了，中国将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太后的诚意遭到了怀疑，这些诏令既没有激发激进分子的热情，也没有缓和他们的不满。就在同一年，朝廷颁发了另外一项诏令，要求省府官员严厉镇压“革命排满学说”，但收效甚微。
1907年，朝廷任命徐世昌为满洲总督。这一举动意义非凡，表明朝廷已经意识到消除满汉之间隔阂的必要性。作为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多年来一直由皇帝直接管辖。这总会让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华帝国自1644年起就一直是满人的天下。而这一点正好为1911年的革命者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反对理由--满人是异族征服者，没有权利统治中国人民。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满洲在清朝的统治中确实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1907年，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满洲第一次与其他省区一样设立督抚。直到那时，汉人不得向满洲迁移的限制才得以废除。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行政变动是清廷主动提出的。清廷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希望借此向汉族人表示，满汉一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变动发生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战争的结果是，俄国被驱逐出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和南满，日本擅自占领了该地区。读者可能会记得，1900年时俄国在满洲的力量非常强大，按照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说法，当时的满洲已经完全沦陷了。1904年到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赢得了俄国在东北的所有权利和特权。我们用“中国政府”来称呼“清朝政府”可能并不准确，因为中国的官方称呼不是“中国”，而是“大清国”，最相近的词语是“满族帝国”。满人在征服中国前，就采用了“大清”这一名号，入关后一直沿用，后来，“大清”就用来指满人所占据的大片领土（中国只是当时领土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部分）。用一个朝代的称号来作为国家的称号并非始于满人。满人延续了之前的朝代、外国和本国的做法。然而，尽管中国官员默认西方列强采用“中华帝国”和“中国皇帝”这样的称号，却不允许中国律法和朝廷文件中使用这些称号。这一点对西方人来说一直是个谜。
汉族人徐世昌出任满洲第一任总督。尽管第一任满族总督是汉人，满洲仍被朝廷看作一个特别区域。徐世昌之后，出任满洲总督的是曾任热河都统的蒙古人锡良。热河与满洲一样，也是一个特殊区域，由皇帝直接管辖和统治。宣统末年（1911年），这个职位由“汉军正蓝旗”（一般被当做满人看待）的赵尔出任。
1907年，后来曾任中国驻英国公使的汪大燮出任代表团的新团长，率团前往欧洲考察君主立宪。就在这一年，广西发生了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叛乱。这场叛乱很快就偃旗息鼓，其领导人孙中山也被迫逃亡海外。
这个时候，朝廷出台一项诏令，禁止学生参政，但收效甚微。虽然直到辛亥革命数年之后的1919年，“学生运动”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1908年。这一年，太后和她的囚徒皇帝都去世了。因为皇帝没有孩子，所以继位者只能从他的侄子中挑选。光绪皇帝有几位兄弟，其中年纪最长的就是1901年前往德国就德驻华大使被杀一事道歉的醇亲王。他从德国回来后不久，太后为他做媒迎娶了荣禄的女儿，并允诺他，他们的儿子会继承皇位。
1906年2月，醇亲王的长子出生，取名溥仪。光绪皇帝生命垂危之际，太后命醇亲王把不到三岁的溥仪带入紫禁城居住（直到1924年）。太后以已故的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遗诏，宣布光绪皇帝“谨遵太后旨意，立溥仪为继位人”。事实上，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谁继承了他的皇位都未可知。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光绪皇帝从未见过这则诏令，也从未有人就诏令的内容咨询过他的意见。与此同时，光绪皇帝的皇后（“老佛爷”的侄女）被封为隆裕太后。而慈禧则被封为太皇太后，并被冠以一系列新的头衔。当然，这一切都延续了朝廷的惯例和先例。
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被封为摄政王。从表面看，他做摄政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毕竟当时小皇帝不到三岁，离成年亲政还有好多年，离不开摄政王的辅佐。谁能比小皇帝的父亲当摄政王更合适呢？而醇亲王既是已故皇帝的兄弟，也是皇族中最尊贵的亲王。如果其他皇室成员当任，将会导致不可饶恕的后果。但是，“老佛爷”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老佛爷”的这一任命是她一生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失误。我相信，无论是对清朝，还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一任命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任命有能力的人当摄政王对皇权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老佛爷”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她已经没有更多考虑的时间了，或者，她的智慧和政治远见远不如我想象得那么好。
醇亲王被任命为摄政王的诏令宣布后，朝廷官员立即意识到醇亲王不能胜任他面前的重大任务，并视此事为朝廷覆灭的预兆。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清朝始于摄政王，终于摄政王。”多尔衮是清朝的第一个摄政王。这位清朝入关以后第一任皇帝（顺治）的叔父，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苏格兰的詹姆士五世临终前曾说：“生而庸才，死而庸才。”
袁世凯强烈反对溥仪继位。他反对的理由很充分--溥仪继位相当于加强了醇亲王的权力，而这对他的事业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袁世凯支持道光皇帝孙辈中最年长的溥伦继位。要是他的进谏成功，袁世凯就可以继续留在朝廷，并理所当然地享受皇帝给他的一切优待。然而，这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醇亲王平易近人，很好相处，也没有什么恶意。可惜，他感兴趣的是戏剧而不是清朝的政务。他只信任一个熟悉满语的满族亲王。醇亲王很好心，竭尽全力讨好每一个人，但效果恰恰相反。他不敢负责任，办事毫无效率，精力、意志力和抗压力都不强。不管在身体行动上还是心理上他都缺乏勇气。遇到紧急情况，他不知所措，毫无主见，经常被油腔滑舌的人左右。成为摄政王后，马屁精经常奉承他，这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发生。在我和他打交道的几年里，我目睹他经常做错事、做错误决定，严重影响了皇室和他皇帝儿子的利益。为此，我在紫禁城向我的同僚建议：如果有两套方案摆在醇亲王面前，可以先询问他想采用哪个--然后执行相反的那个。
其实，醇亲王已经尽其所能了，比如，纪念他那殉国的皇兄及其侍仆。此外，醇亲王还赦免了已故的帝师翁同龢。但至今为止他都不敢召回康有为。而他对袁世凯的方式--不管我们认为是过于仁慈还是过于残酷--则为以后种下了恶果。
1908年以后，尤其是他敬畏的隆裕太后去世之后，他的虚荣心开始不断滋生并逐渐壮大，原因可能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自卑心理。那时，他完全忽略了他政治意识和其他素质的不足，陶醉在自我满足中--这似乎是他内心郁闷的外在表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体现。
事实上，作为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并不一定要摄政。虽然我们发现任命皇族中其他成员为摄政王比较困难或几乎不可能，但太后仍有另一种选择。如果她那样做了，可能使清朝免遭灭亡，中国也不至于十年内战。她可以避开所有的亲王，设立一个摄政委员会，由才华横溢、思想开明的人组成。委员会可以由五人组成，其中两个满人（不是皇族），三个汉人。这样，汉人比满人多，汉人就会非常骄傲，同时也会更加信服委员会（当然，孙中山那样少数排满分子除外）。这一举动也会表明朝廷消除民族隔阂的决心。为了使这个计划可行，朝廷势必“屈尊”，放弃皇座是统治者私人财产的说法，并承认：如今的皇室只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仅是为了皇室的荣耀和利益。
设立摄政委员会虽然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虽然保守派和顽固派人员众多，他们却不能与义和团联手掀起反改革热潮。人民不再害怕公开讨论改革了，反而认为改革太迟，中国要么改革要么灭亡。国家中有不少干练、热情和思想开明的官员及政治家，他们对朝廷还未完全丧失信心。除了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还有诸如徐世昌、赵尔巽、岑春煊等人。假如袁世凯也是摄政委员会的成员，他的私欲就会得到满足，从而保护了皇位。而维护皇上福利、振兴王朝，也会激发他们对小皇帝的忠诚。他们其中一项主要职责是防止紫禁城内出现贪污，避免皇上受到败坏道德的影响。因此废除太监制度、打击内务府官员腐败奢侈势在必行。摄政委员会的职责还包括寻找一个称职的帝师。这位帝师不能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蔑视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文明，也不能是极端主义者--因为他们极端追捧西方文化，并打算借此动摇中国文化的基础。这位精心挑选出来的帝师必须让皇上融会贯通东西方的文理知识，把皇帝培养成一位适应现代时局、具有世界眼光的伟大的立宪君主。
如果这种设想能够实现，宣统皇帝将是一个带领人民和国家进入繁荣富强的新时代的伟大君主，而不是一个没落朝代衰落的标志。可惜，这些设想没有一个能够实现。中国没有一个摄政委员会，只有一个摄政王醇亲王。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辛亥革命。
第五章、慈禧太后
如果前面的判断正确，那么八国联军的一个巨大损失就是1901年，他们在提出和平条件时，没有坚持慈禧太后归政、皇帝复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光绪帝将为此立刻丧命，虽然这种风险还是存在的。但是列强一则严肃声明使这种风险降到了最低。列强保证慈禧不会受到惩罚，最多要求她放弃摄政，但在光绪帝复位之前，她要保证光绪皇帝的安全。
当时，很多中国人都希望结束对光绪皇帝的监禁，让他复位重新掌权。康有为及其同僚热切希望皇帝能够重掌政权。此外，我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内乱》一书上。该书的作者叫“文清”。这个名字其实是林部锵博士的笔名。他是中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和社会改革的先行者。
列强必须迫使太后归政，让皇帝变得名副其实。这样，皇帝就可以剥夺太后干预朝政的权力，而手握御笔，亲自处理国家政事……保守派在国家中部和南部地区不得人心。如果皇帝成功复位，那么，几百万人民都将欢欣鼓舞。让皇帝重获权威并不难，因为整个国家都会承认他的……国内开明人士将会支持他，联军也会帮助他，光绪皇帝统治的新政府将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如果光绪皇帝不能复位，改革派将会转为坚持革命。不用过多久，中国就会掀起一场革命风潮，这会使这片土地承受巨大的灾难，也会使世界贸易蒙受巨大的损失……现在，一场大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发芽。列强有一种避开这场危险的方法。他们没认识这一点吗？
可惜列强没看到，而文清的预言在十年后得到了证实。
乍一看，引文矛盾重重。作者一方面说“整个国家都会承认皇帝”，另一方面又说“一场大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发芽”。然而，它们其实不矛盾。文清的意思是，如果中国还是由顽固派--比如说太后--掌权的话，那么不可避免的，“中国就会掀起一场革命风暴”。但是，皇帝不是顽固派。恰恰相反，他热心支持改革。因此，如果皇帝重掌政权，中国的改革将会消弭。以上就是“文清”的看法，许多人也和他持同一观点。我也赞同。
当然，也有人持反对看法。在太后逃亡西安的时候，她也成为了一个改革者。许多改革项目得到了她的支持，可惜中国还是没有避免革命。但是，正如上一章节所指出的，除了外国人，没有多少中国人把她一时的热情当回事。有些西方作家宣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返回皇宫，真正“改弦更张”了。她很希望和外国人做朋友，推行新政策。但只有寥寥无几的中国人相信。他们认为慈禧根本没有“改弦更张”，只是换汤不换药。
一位著名的西方作家说，1900年后，慈禧“效法西方，实施新政，并以其强力，取缔一些不公正的惯例”。我觉得这样说会更加准确：义和团运动后，她不是领导改革，而是追随改革。她能够接受比她聪明的人的意见，这些人都坚持认为，改革早晚会发生，西方化是不可能拒绝的。慈禧不想自己再次出逃。残酷的现实、荣禄和大总督李鸿章的劝告让她意识到，靠义和团那种野蛮的方法已经不能把洋鬼子拒之门外了。但是她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那些在1898年试图反对她的人。她心胸狭窄，缺乏正义感，死不认错。她仍在追缉“康党”（康有为的党羽）。如果康有为落入她的手里，他不需要经过审判就会被直接判为死刑。她还囚禁皇帝，而且总是不断羞辱和损伤他的自尊。种种境遇迫使慈禧接受改革并把这些改革付诸实践。而这恰恰加剧了她的妒忌心理，让她怒火中烧。
对于慈禧，人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她拥有完美的政治才能，让朝廷在没有天子管理的情况下维持很久。另一种却认为，她对朝廷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同这一看法。但据我所知，西方国家通常会认同第一种，比如，斯蒂芬o金-霍说：“一位女人的才能推迟了朝廷的没落”。卡梅伦博士也说：“太平天国运动后，朝廷将趋于毁灭，是她顽强的毅力使朝廷延续了下来。”他还说：“如果不是她摄政，朝廷的没落会更快，后果会更加糟糕。”
我们从下面这位英国人和中国人的话中看到另一种看法。威廉o爱德华o苏希尔说，慈禧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相当于拿走了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最后一根支柱。而文清在1900年也说过，这么多年来，慈禧太后一直在“加速王朝的灭亡”。
这两种看法与事实都有些出入，但我认为后一种更接近真相。需要补充的是，慈禧只是一个无知的女人，她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所有的坏事负责，也不能为那些未做的坏事负责。
四位美国作家描述过慈禧。第一位把她形容为“最杰出的女性统治者，世界上最不受拘束的暴君” ；第二位问：“如果说她是19世纪后半期最杰出的女性过不过分？” ；第三位说“她性格非常强势，世所罕见”；第四位则称她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
我从不轻视历史识别真正伟人的能力。在我进入紫禁城之前的几年，我认为太后“因为滥用了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应对最古老的王国的瓦解负主要责任”。现在，我认为她应该负“大部分”责任，而非“主要”责任。需要补充的是，她不该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因为她受制于腐败的朝廷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在她的时代存在，在大清王朝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如果她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统治者”，那么，她早就摆脱这些腐败制度的限制。可惜，她既不强悍，也不果断。
如果这位“伟大”的太后真如西方崇拜者描述的那样有政治能力、聪明而热情，那么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就不会发生；清朝也不会在1898年跟列强妥协、割让港口；朝廷就不会出现反对改革的力量；也不会有义和团；不会围攻公馆；不会有庚子赔款；不会有革命、共和的出现；不会出现礼法混乱的场面；不会丧失蒙古、新疆、西藏、热河和满洲等地……所有“不平等条约”其实都可以通过协商废除。中国现在可能已经从全世界都面临着的经济危机、民族主义和其他危机中摆脱出来了。
当然，我们这种事后的猜测没什么用。而且，如果过分苛责慈禧，对她也不公平。毕竟，没有优秀的政治才能也不是她的过错。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认为“她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的评论而对她表示崇拜。
苏珊o汤利夫人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在颐和园里采访太后。她写道：“这位友好、小巧的夫人，有意大利农民的黄色皮肤，人们很难想到她就是那位神秘莫测、执掌大权的统治者……她有意让那位不幸的皇帝屈辱地坐在她身边、放纵义和团暴行。”文章末尾写道：慈禧太后是否“真的应该对所有这些负责”还是“她只是命运摆布的一枚棋子”？
对此，我的回答是：她的确只是一枚棋子，而且是一枚甘愿被利用的棋子。慈禧并不是命运的棋子，而是那些顽固的保守派的棋子。那些人也是满汉恶棍手里的牺牲品。他们觉得太后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目的。正如我解释的，她在国家和朝廷中的地位让她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她的教育背景、所处的环境、性格和智慧上的缺陷，使她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领袖和庇护者。
在她所有的性格缺陷中，爱慕虚荣是最突出的一点。如果别人没有奉承她，她就会自我吹捧。“你知道吗？我常想，”她对德龄公主说，“我是世上最聪明的女人，别人都不能和我相媲美。” 我们可以想到，不管是德龄公主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胆量反对她。
因为她自己很喜欢奉承，她觉得别人也如此。她精通人情世故，在招待各国驻华公使夫人时，她都满口抹蜜，让这些夫人洋洋得意。其实她非常讨厌她们，但是她发现这些人对她的花言巧语都非常喜欢，这一点让她非常受用。围攻公馆之前和之后，她几次招呼过这些外国夫人。据载，她对这些夫人说：“我们是一家人。”让这些夫人对她的风度和魅力都非常佩服，对她所送的礼品都非常喜欢。但很快，她就颁发法令，让军队捕杀境内的外国人。
逃亡回宫后，她对外国人的憎恨与日俱增。他们使她丢了面子、遭受羞辱，她怎么可能忘记这些并原谅他们？1900年，她会晤外国公使夫人时，尽管没有诚意，一些夫人还是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听她唠叨。
她喜欢别人把她比作维多利亚女王，然而，她更愿意别人把她比作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不高不矮的人。”虽然伊丽莎白女王从未下令鞭打过皇帝的妃子，也没有把皇帝的妃子扔进水井，但是伊丽莎白女王也曾在公开场合给大臣和宫女们一巴掌。如果把这事告诉了她，她听了会觉得非常有趣。
慈禧不仅喜欢把自己和各位女王相比，还喜欢把自己比作神仙。她在颐和园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扮演观音菩萨，在莲花中把充满爱意和同情的“甘露”赐给那些受苦大众。在场的“天仙”都会双掌合十站在她身边，面带喜悦之情。当然，这些人一定有太监李莲英。
她喜欢把自己想成神仙，这与她的称呼“老佛爷”并没有关系。外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年纪大的神仙”。其实中文里的“老”有一种尊敬的意思，而英文里的“老”却没有这层意思。“大清佛爷”这个词是所有皇帝都喜欢的称呼。18世纪初，意大利神父马国贤曾居住在中国皇宫。他说，康熙皇帝“在整个国家很受人尊敬，经常被称为佛”。很明显，耶稣基督不知道“佛”在中国不仅指天上的“佛”，而且是对中国皇帝的一种称呼。另外一种对皇族成员的尊称是“主子”--主人或者女主人。我在清宫居住的那段日子，常听到太监和其他仆人这样称呼贵妃或皇妃。
尽管慈禧的臣僚对她毕恭毕敬，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她都不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她的品行与孔子倡导的伦理道德相差甚远，也无法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圣贤相提并论。1897年，慈禧革除了一位名叫林秀川的高级将领，原因只是因为他觐见时下跪动作稍慢了一点。她对于他的不端行为的反应，与我们在汉朝的历史上读到的故事截然不同。汉朝时，一个人对上司不敬，他的上司说：“让他走吧。我没有教好他，是我的错。这表明我没有教好我的下属。”若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 “老佛爷”，她可能会不开心，但至少会让她去思考。
我说过，太后很喜欢扮演观音菩萨。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她认为自己就是菩萨的化身，而且她还努力让别人相信。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就产生了。1908年，太后发现她不是中国唯一的观音菩萨。每一个达赖喇嘛--根据达赖喇嘛的信念--都是一尊佛的化身。
在这不久后的九月，朝廷邀请一位从西藏过来的观音化身上京。在那里他受到了一次中国观音化身（慈禧）的盛典接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北京同时有两位活佛。但几个星期后，北京就只有一个活佛--达赖喇嘛了。因为他来到后，太后去世了。太后的死，让北京的喇嘛和市民见证了一个传言，那就是：如果两尊活佛或两个神仙化身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其中一位将必然被带到另一个世界，需要耐心地等待下一轮的转世。
关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很多太监这样说：早在1898年，太后就很不喜欢皇上（她的侄子）。他们曾告诉我一个故事。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古老风俗，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个风俗讲，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如果吃自己的儿子、亲人或者忠实的仆人自愿贡献的人肉做药，就能恢复健康。这种令人反感的迷信说法被人追崇，因为他们认为神仙会被孝顺的子女和忠诚仆人的牺牲所感动，从而康复。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不久，正如流言所传，太后患了重病。皇帝前来请安。他坐在她的病床边--房间里的另外一人是太监李莲英。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我就要死了，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我贡献能够治好我的病的药。”说这话时，她先盯着皇帝，然后盯着李莲英。尽管两人都知道太后的意思，但他们都装作没听见。
不久，“老佛爷”很快就康复了。她发现李莲英有好几天都没有露面，便向别人打听原因，别人说李莲英病了。不久，她从李英莲的仆人那里得知了他生病的原因：李莲英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然后给他的主子吃。据史载，从那时开始，李莲英开始飞黄腾达。而皇帝作为慈禧的侄子，因没有做到这点，让慈禧觉得很“丢脸”。从此，慈禧就非常讨厌皇帝。
一位皇室成员曾给我讲述皇帝最后一次给慈禧请安的情景。皇帝被囚困后，惩罚之一就是经常去给慈禧请安。这是太后坚持的规矩，部分是因为看到他沦落为她的囚犯，她感到很快乐，部分是因为侮辱他让她感到很满足。1908年秋季的一天，他照例去宁寿宫请安，但是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他垂着头，四肢发抖，在太监的搀扶下走进了宫殿，眼看就要倒下去。他正准备跪下请安，太后被他的重病和憔悴的样子吓到了。她很感动，在场的太监惊奇地发现，她的眼里和脸颊上都是泪水。皇帝给太后请安的时候往往非常安静。但在这个时候，她打破了寂静，说：“你不准起来。”那个即将死亡的男人精疲力尽，重重地沉了下去，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会跪着，这是最后一次了。”的确，这是最后一次。
几天之后，两名皇室成员在北京去世了--一位是宁寿宫中的慈禧太后，另一位是被困在三海瀛台的光绪皇帝。据说，“老佛爷”预料到他们都将进入地府。在那里，彼此的憎恨可能会消失。或许，她偶尔会想起她是观音的化身，并发现自己并不具有仁慈这一品质。
太后是在1908年11月15日去世的，就在皇帝去世的后一天。这样的巧合让谣言四起，有人说“老佛爷”病入膏肓，她不希望她的囚徒在她死后对她不义，所以采取行动，让他先走。另一个版本说，太监是太后暴政的执行者，他们害怕皇帝掌权后结束他们的性命。我不相信第一个谣言。对于第二种谣言，尽管它有较大可能性，但没有证据。我手上有一份英国著名医生的报告，是宫廷御医留下的证据。上面说明了光绪皇帝的身体情况和他的病情，并证实了光绪帝是自然死亡--不可置疑，这跟他十年来受到的虐待有关。不管怎样，无论太后是通过一种缓慢的方法致他死亡，还是用一种快速的毒药，我们对她的看法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五岁就继位的光绪皇帝出生在1870年，直到1889年十九岁大婚后，他才开始执掌政权。此前，朝政大权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从1889年到1898年，他一边受着太后的干预，一边执政。那段时间，慈禧干预朝政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的脆弱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慈禧太后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898年光绪皇帝二十八岁开始，到1908年三十八岁死亡，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若是他能顺利地活到现在（1934年），也不过六十四岁。如果1898年的改革没有失败，除去甲午中日战争不谈，他可能会带领清朝和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和进步。他将与曾带着日本走向改革和发展的明治天皇一样名流千古。明治天皇只先于光绪帝七年继位，在光绪帝死后四年他也去世了。
上一个世纪的清朝经历了一系列可怕的打击，也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影响和威望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政权能否恢复令人怀疑。但是几十年来，尽管这个王朝饱受打击和灾难，它都没有瓦解，甚至1900年空前的大灾难都没有使它灭亡。这似乎暗示着，它有保留自己的实力。对此，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困惑不解。它的恢复能力比19世纪下半期西方列强所猜测的要强得多。1898年是大清王朝的转折点，中国可以从战败和侮辱中走出来，步入繁荣富强。可惜，当年的变法最终失败了，王朝走向了灭亡。
北京城内有历代皇帝壮丽的黄色屋顶建筑群，几百里以外环绕着高山和平原。中间有两座壮观的古代风格建筑的陵墓--这是清朝皇族建立的陵墓。光绪皇帝躺在西陵，而太后葬在东陵。正如他们生前因为不同观念而分开，他们死后也被分开埋葬，相距千里。
在《奥赛德》中，奥德修斯说，如果死后能躺在高贵的陵墓里，他的一生就无憾了。“老佛爷”则想同时拥有两者。她喜欢她西边造价不菲的颐和园，但她在这美丽景色中居住的时间太短了；她也喜欢东边那奢华的陵墓，她梦想在这里永远安静地休息，旁边是秀丽的高山和森林。如果她能够料到1928年7月，这一切的宁静和奢华将会变成乌有，她的灵魂将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并感觉蒙受了耻辱。

传记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庄士敦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