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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笔记(朱锡庆著)(2)

2012-10-20 
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堪称奇迹的伟大故事,收集细节,梳理脉络,无形之中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阶段有一股非同寻常的知识增量。再追溯在中国之前的典型发展案例,比如十九世纪之后美国的发展,以及美国之前英国的发展,无一例外, 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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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2000年以来所发表文章的一个结集。这些文章是一种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首先,它不是论文;但也不是散文,因为我不是按散文那个套路来写的,我的套路是,叙述一个事例,经分析,得到事理。还有,通常经济散文有科普的味道,是一种知识的通俗和普及,但我力求有新知识,哪怕是点滴。
我的计划是首先积累起一个事例库,从细节开始,整理脉络,得到一个事例,保存下来,周而复始。十余年下来,事例个数已相当可观,数以千计。庆幸的是,有些难得的事件,从头至尾,我参与其中,知道过程中绝大部分细节。为什么这样做,缘于一个基本信念,事例是经济研究唯一可取的素材。我反对用公式处理数据、推出结论的研究方法,因为数据不是信息的完整载体。这类实证研究尽管也可以归为经验研究,但是残缺太多。给定几个假设前提,然后进行演绎,建立理论模型,严谨,精细,但无用,问题可以严重到与事实完全脱节,以至于流变为一种诈术。事例是经济研究唯一可取的素材,作为我的基本信念有两个渊源。其一,中国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本质特征是所谓实学,具体而言,是以史料为素材来从中提炼认识,建立理论。其二,经济学200多年的历史,从斯密开始,其后断断续续有一些人,以实例为研究的素材,形成了一种气若游丝的传承。实践理性尽管是我国的一种传统,但从素材中提炼认识的方法是有问题的,朱熹提出格物致知,但如何个格法呢?通常是靠所谓的悟。不仅各有各的悟性,而且靠悟所获,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与此不同,不列颠的经验主义却发展出一整套从素材中提炼认识旳分析方法: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寻找变量因果关系,认识效率大幅提升了。我本人的认识方法是东西方经验主义的一个集成,实例是唯一可取的素材,但是用分析而不是靠悟来认识。概言之,用实例,经分析,求可以证伪的知识。
最近100多年,中国社会沧桑巨变,再一次处在千年大转折这样的历史关口。尤其是最近30年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仅造就了所谓中国经济奇迹,而且是一种千年一遇的遭遇。这样的历史关口,提供了产生影响深远的伟大认识或思想的丰富素材,知识含量很大旳事例俯拾皆是。当下的中国,知识含量很大旳事例之丰富,更胜孔子、斯密所处的那个环境,以至于已经百岁的科斯对中国人寄予厚望。无须天才,认识素材如此丰富,伟大认识或迟或早要产生。
经历了十几年闭门读书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单位找去,要求帮助分析和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从那以后至今的十余年,我有一种很特殊的经历,先后被不同的机构找去,协助他们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这些机构包括政府、开发区、企业、媒体;问题各种各样,包括出租车运营牌照的定价、国有企业的改制、开发区的产业规划和招商、传播媒体资讯的釆集和播出、企业内部制度建设。通常,我不是以做课题的形式参与,而是以作为主事人的顾问身份卷入全过程,得以掌握事件进程中的绝大部分细节。这种特殊的经历有两个方面的收获:其一,结识了一批对做事很投入同时也很有见地的主事人,而且成了长久的朋友;其二,得以积累起一组极富认识价值的一手事例。受此启发,同时又有意识地搜集了一组二手事例,这些事件尽管不曾亲历,但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是说一手事例的亲身经历对于搜集二手事例有很大的帮助。正是因为这种经历,再加上后来张五常教授的教诲和示范,使我从纸上凭空演绎社会变成了一个经验论者。对于湖湘学派始自胡氏父子以史为据的认识传统,对于经济学始自斯密以例立论的认识传统,深以为然。如果说这本集子有什么价值,主要是对这个大转折时代一瞬即逝却又富有认识价值的一些事件的及时记录。就知识生产的流程而言,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是成品,而是粗加工的半成品。当我捜集事例累了的时候,或许会转向,对这些半成品进行后续加工提炼,再用一个体系把这些认识的片段组织成一个所谓的
理论。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成体系的知识产出有一个漫长的生产周期,尤其对于经验论者而言,从事例收集开始,到最终出来一个理论,要耗上一生的光阴。现在大学里比喂“猪快长”催肥还要愚蠢的评价制度,却把节奏完全打乱,以至于使大学成为生产信息垃圾的基地。很庆幸,本人供职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自生自灭,却也自由自在,以至于可以悠闲地做事。节奏不乱,日积月累,不成一家之言,也有一孔之见。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尽管是不成体系的认识片段,但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这就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前后花了十余年,却只写了五十几篇短文,其中绝大部分在讨论知识的来源问题。角度不同,事例不同,问题却是同一个:作为人类社会唯一发展动力的知识
之源。
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是一个堪称奇迹的伟大故事,收集细节,梳理脉络,无形之中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阶段有一股非同寻常的知识增量。再追溯在中国之前的典型发展案例,比如19世纪之后美国的发展,以及美国之前英国的发展,无一例外,都可以发现,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知识增量。富有讽刺性的是,在写这个序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场危机,乱象丛生,透支的累积效应使很多国家面临越陷越深的主权债务危机;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的种种努力又使福利难以为继,以至于出现骚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死结。究其实,西方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知识断流,新经济之后知识流量突然大幅变小。没有料到有如此大的创新波动,知识流量出现巨幅涨落,整个就乱了套。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形成非同寻常的知识增量,又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形成如退潮一般的流量减少呢?要分析知识流量的涨落,必然要追根溯源到知识的活水源头。这本集子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就是对知识的几大源头作了一个梳理。尤其,活动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源头,被长久地忽视了。活动本身有一种重要的副产品,这就是经验知识,或者说,活动本身是经验知识之源。忽视这个来源的知识,有好多现象就不能理解,比如分工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制度内生于过程。忽视这个来源的知识,所有东西的起源就无法解释。还有,忽视这个来源的知识,有好多奥秘发现不了。比如,中国数以亿计的农转工,是通过边干边学来完成知识更新的,其奥秘在于知识更新的成本为零,而且还有点收入养家糊口,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途径。
把时间尺度拉得足够长,从100万年以前的太古时代到现在,自然还是那个自然,自然禀赋可以定义为,定义域为一个百万年长周期的时间的常数函数,即,F(T)= C。可这期间人类的生存状况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从初民时期的茹毛饮血,到如今竟然能在太空中穿梭。其中,只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类的知识积累量,在任何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获得新知识)。经济学把资源稀缺当做一个基本问题,不得要领。其实,稀缺的本质是无知。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是深刻的,把知识问题当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在这个集子里的全部作为,最初是受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这篇文章的启发。
完成一件作品,要感谢的人可列出一份清单。感谢张五常教授及张夫人,十年来出入张家,如同家人一般,张五常教授还为本书代序;感谢其仁一直以来的关怀,以及为本书代序;感谢志浩兄、晓明兄、旭辉老弟以及其他朋友,先后在不同的阶段,让我可以参与到他们主持的事情中;感谢中信出版社,尤其是蒋蕾和黄维益,使本书出版极顺利;感谢小盘让我在寒冷的冬季到温暖的海边整理完书稿;感谢祚祥老弟及其他同事在湖畔或茶楼一起讨论带来的启发;感谢内子所做的一切。女儿从出生到长大,我从没给她礼物,这本书当礼物给女儿。

2011年8月14日于长沙理工大学可谈斋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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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四问之三:个性与共享的冲突
今天在座的诸位,有编导、记者、主持人,你们中有的人把头发弄得奇形怪状,眉毛抹得五颜六色,整个人看起来怪模怪样。这个样子,像刷了一层油漆,去谈恋爱,会把对象吓跑吧,我不用问也知道,这部分人是主持人,剩下来素面见人的是记者和编导,我当然知道浓妆艳抹是为了出镜,要不然看画面,脸色煞白如死人。因为有摄像这一环节,光可能歪曲你的形象,你却通过极夸张的化妆,借光来形成一种假象。但是,这个不能全部解释你的怪模样,比如说,你现在不出镜,为何要这样?还有,发型为什么那么怪?光只影响颜色不影响形状。对此,你们说是要营造一种个性。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记者、编导不如此这般搞怪,难道他们不要个性?所以这不是涉及审美的个性问题,你这么做,不但不会变美观,反而是一种丑化。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我们知道,出租车都把车身漆成红色,车顶置一盏顶灯,这个东西叫幌子,是一种标志,其作用是便于乘客在各种车辆中辨识出租车。理发店在门口置一个转筒,那也是一种标志,便于顾客在各种门面中识别,一个不雅的例子是,厕所门上有一个头像,那是避免便客尴尬的标志,没有这个东西,就会男女混厕。
你们奇怪的外形,也是一种标志,把你、演员、嘉宾以及请上台去一起游戏的群众作一个区分,便于观众辨识。所以,奇怪外形限于场面混乱的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其他主持人没有这个需要。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不仅外形都怪,又各有各的怪招,那是因为通常好几个一起主持,怪中有怪是你个人的标志,方便观众认出你。为什么不主持的时候也这么怪。那是为了节约费用。主持时变怪,下台复原。上台又变怪,发型这样颠来倒去,耗时耗钱,一怪到底算了。概言之,主持人奇怪的外形其实是一种标志,这是一个信号问题。
经济学可以解释主持人奇怪的外形,这门学问对你们经营节目也有些帮助。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央台的春晚和湖南台的超女。论演技,春晚那些已成名的大腕当不输超女这些黄毛丫头。然而,春晚独占那一夜所有频道,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那一个晚上不看电视。我把春晚做一个案例来研究,在网上看过很多帖子,其中有一帖印象尤深,大意是,年纪大的人埋怨,花里胡哨不知道闹腾些什么;新人类却不屑地说,又土又俗早该完蛋。而超女呢,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几十个频道的竞争中脱颖胜出,让人尖叫、捶胸、顿足、大哭、狂笑。饶有意味的是,由此衍生一种所谓超女经济。这个节目不仅带动了广告、唱片、短信,还有敏感的商人开发出与超女有关的五花八门的产品,以至于有好事者称超女为“钞女”。不禁要问,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娱乐归于艺术,本质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然而情感又是很个性化的东西,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相同的部分远少于相异的部分。同时,媒体又是一种共享手段,一个信息源让很多个体可以同时接收到。所以娱乐媒体碰到一个冲突:情感的个性化与传播的共享性不相容,产生的一个现象是众口难调。这是春晚的困境。对应于这一现象,经济学上有一个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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