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的飞机:我脚踏实地环游世界(赛斯.史蒂芬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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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他的飞机:我脚踏实地环游世界(赛斯.史蒂芬森)
		去他的飞机:我脚踏实地环游世界(赛斯.史蒂芬森)

接着就出现货轮旅行社了，并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旅行社的内行看法是：由于自动化提升，开船所需的人手减少，出海时就会有许多办公室空着。这些空着的舱房都有门，舱内空间也大，舒适的程度正好可以当成另类游轮促销。旅行社说服货船公司经营这项需要仔细规范的小副业来赚外快，将这些空舱房出租给追求另类旅游体验的高档游客，货轮旅游业于是诞生。
现在如果想搭货轮，你必须先通过货船公司认可的旅行社订位，签署厚厚一叠豁免弃权书，出示医生开立的健康证明以及涵盖医疗疏散的保险单。但如果你年逾80岁，就算办妥上述种种手续，还是无法获准登船。毕竟让那些患有关节炎、一把老骨头随时会散的人在湿漉漉的甲板上走，风险实在太大了。
货运站的角落有间作为管理室的小棚子，我们敲了敲门，一位满身油污的码头工人出来应门，果不其然，他的确在等我们。他把我们的背包抛上货车的载货箱，载我们来到几百米外的船台，虽然距离并不远，但这段路让普通老百姓用却不安全，只要拐错弯，可能就会被超速行驶的叉车撞上，或是被起吊机的钩子钩住。
这位码头工人停好货车，跳下车，从载货箱拿出我们的背包，然后又开车走了，我们身边是一道把太阳都挡住的巨型蓝色金属墙：那就是我们要搭的货轮。
搭渡轮起程
普通像那种又大、又白、航行在加勒比海的豪华游轮，登船过程是让上千名旅客在码头上排成蜿蜒的长队等候，一队游轮工作人员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衣服上别着式样繁多的肩章，把行李放上服务推车，拖到乘客的船舱里，等确定大家都安全上了船，就指出意大利通心面自助吧台的位置。
但我们这艘货轮没有那种服务，取而代之的是一名身穿蓝色连身衣、头戴橘色安全帽的菲律宾籍水手，要我们踩着架在船边的一道临时铁梯，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一百英尺左右。到了梯子尽头，我们跨过一道裂开的深沟，踏上了货轮的主甲板，在这里匆匆跟船上坐第一、第二把交椅的人员见了面——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罗马尼亚人，他们都忙得没空理我们。接着水手带我们爬上一条昏暗的楼梯，通过密闭幽暗的走廊，走廊两旁是紧闭的神秘舱口。他对着一扇门指了指，点点头，显然，我们抵达要住的船舱了。
跟游轮上谄媚殷勤的工作人员比起来，我还比较喜欢这种粗鲁的效率。事实上，萝贝卡和我还蛮高兴自己不是这趟旅程的主要焦点和目的的！要是在游轮上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居住空间挺漂亮的，天花板高高延伸到船艛内，三面有窗，我们有一间含卫浴的卧室和一间专用的起居室，起居室里还有两张沙发和一张茶几(茶几当然是横放在地板上的，免得船颠簸起来时会乱滚)，门外甚至有块写着“老板舱”的铜牌！既然这艘船是由汉堡启程，我免不了幻想起有个大块头德国人突然冒出来，说这是他的房间，还要把我们赶出去。
窗外，我们可以看到货柜正在装载，之前就听说在船离港前会装上至少500个货柜，每个长40英尺、宽8英尺、高8.5英尺的货柜，从下方几百英尺的甲板，一直堆到我们舱房窗户下缘，货柜占地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从船艛一直到船头。
我们走出房间，到栏杆旁好把这一切看清楚。装载码头上发生的事，简直像6岁小男生最天马行空的幻想：一整个舰队的大型交通工具，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每一辆都有特定的功能，那些车子一下子往前、一下子往后，拖着、抬着，打倒车挡时，安全信号还噼啪作响。
为了弄清楚整个过程，我紧盯着还在码头上的一个货柜：首先，一辆超大型叉车把货柜从地上抬起，放在一辆叫作运输车的平板拖车上。运输车把货柜运到货轮边，停在几架固定在港口的巨无霸起吊机下方。起吊机高高耸立在船身之上，在沿着码头而建、与货轮平行的轨道上滑行，这样起吊机就能向前滑到船头，或是往后滑到船尾，把货柜分别放在不同的行列上。
起吊机操作员高居我们上方，悬吊在一间小小的玻璃操纵舱内，低头看着那辆运输车。他调整着一根有四个方向的分量杆(我喜欢说是“摇杆”)，跟货柜顶部的四角对齐，锁定位置之后就把那个货柜抬到了空中。这情景简直就像在游乐场里玩抓娃娃机，可以用机械爪夹起填充玩偶给女友的那种。只不过这位起吊机操纵员每一次都能拉起猎物，而且总有用不完的铜板。他厌烦地捶着控制面板，然后转身发现女友正对他翻白眼。
货柜被吊起、移到货轮上方后，操纵员小心地降低货柜，放到甲板上的同时，另一辆运输车滑了过来，车上已经装好了准备放上货轮的另一个货柜，正不耐烦地等着被起吊机发现。
有经验的起吊机操纵员，每小时可以装载25~~30个货柜，或每隔一分钟装好一个货柜。今天有3架起吊机同时工作，外加运输车和叉车的合作，场面就像一曲搭配无间的芭蕾——只不过被优雅地举到空中的不是四五十公斤重的女伶，而是35吨重的金属柜。
码头上的和谐动作重复着，一次又一次，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看够了之后回到舱房，打开背包整理物品，接着进入梦乡。
差不多在半夜时，我被货轮启动引擎的声音吵醒，感觉推进器正把我们推离码头，螺旋桨开始转动，速度越来越快，在一阵轰鸣声中，我们驶进了德拉瓦河。
第二天早上醒来，从窗外可以看出我们已经通过河口，进入宽敞的大西洋。我们离岸边还不太远，附近来往的船只挺多的，有的货轮朝我们驶来，有的超越我们而去。
我们咚咚咚地下楼，去军官食堂吃早餐，在那里遇见了船上的另两位乘客。这对退休夫妻是蒙特瑞从，年纪都七十好几了。法兰克说他以前干过工程师(以及其他职业)，但四十几岁时从激烈的竞争中退出，改当作家。他依旧风采迷人，有个又直又挺的鼻子和高高的额头。他妻子黛芬妮是大学教授，曾拿老鼠当实验对象做基因研究。她本身也有点像小老鼠——个头小、可爱、脸尖尖的。她像少女那样，把一头白发用几根发夹别住。
法兰克和黛芬妮要去欧洲参加一场婚礼，得要花上一个多星期才会抵达，但他们不赶时间。
“除非真有必要。”黛芬妮说，“不然我们绝对不搭飞机。”
“空中飞行以前是挺美妙的。”法兰克说，一脸留恋的表情。“但却被破坏了，那些人在设计给300人乘坐的飞机里面装进500个人，挤得不得了，空气循环系统运转不及，所以你才会被那个小孩传染感冒。”说到这里，他的大拇指往肩后一指，假装47G的座位上有个鼻塞的小顽皮。
他们想过搭玛丽皇后二号从纽约去欧洲(该船仍有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不过冬天时就会在加勒比海附近晃荡)，但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像他们的作风。
“那只不过是艘游轮。”黛芬妮说，“我们觉得搭货轮一定非常有趣。”
坐船上第三把交椅的是一个总是笑脸迎人的菲律宾男人，名叫奎格里欧。早餐后，他带我们这4位乘客到主甲板，开始用结巴的英文说明规定的安全讲习和各种紧急逃生程序。
首先，他示范如何使用人手一件的“浸水衣”，这种厚料子的合成橡胶连身衣要罩住我们的衣服，里面附有一件救生衣、一把闪烁呼救灯和一只口哨。如果发生不幸状况，我们必须跳进冰冷的大西洋，周遭又没有救生艇的话，这件衣服就能维持我们的核心体温。
这种衣服就像小孩子穿的连身睡衣，蓬蓬地可以保暖，是鲜艳的橘色，以便让空中搜救的人轻易发现。黛芬妮赞美着浸水衣，口气却颇为怀疑，我想象她娇小的身躯在浪涛中上下起伏、等候救援的模样。
做完浸水衣说明后，奎格里欧说起船上的警报信号，每个信号都有特定的含意。第一种汽笛声响就代表紧急状况。
“比方说船要沉了。”奎格里欧婉转地说。
如果我们听到这个信号，就应该到集合站集合(如果那时集合站还没被浪头打掉的话)。
第二种汽笛响代表火灾，这种时候，我们一样该到集合站集合(如果那时集合站还没着火的话)。
第三种也是目前为止最有意思的一种汽笛响，代表有安全状况。
“比方说有海盗。”奎格里欧说。
我问，要是有海盗劫船，我们是否该到集合站集合？
“不行！”奎格里欧说，“待在自己的舱房，等候船长的广播说明。因为海盗可能就在集合站上！”
安全讲习结束后，奎格里欧带我们参观船内，让我们熟悉楼层配置。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位于船后方那多层的高建筑名叫船艛，支撑着所有居住舱房和船桥，是所有人吃饭、睡觉和操纵这艘船的地方。
船艛前方是一望无际的成堆货柜，里面装了什么？船员毫不知情。如果货柜中有冷藏物品或危险化学药剂，那么船长会接到通知(冷藏货柜由一名船员，即“收帆员”负责，好时髦的职称啊)。否则，这些密封货柜的内容物就只有天知道了，可能是蓝色牛仔裤、古董车，也可能是废铁。由于船的上一站是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最合理的猜测就是货柜里装了烟草，但我们也没办法肯定就是。货轮船员不会打开货柜，也不会问问题，只会设法把东西准时运到目的地。
奎格里欧带我们从船艛走到船艄，船身长550英尺，因此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走到。我们从栏杆和货柜堆旁的一条窄廊中走过，货柜堆的金属结合板随着起伏的波浪移动，一面发出嘎吱的呻吟。
最后我们抵达一片开放的小甲板，约有壁球场那么大，夹在船艄处。这里叫作“艏楼”，但基于不明的航海或历史理由，要念成“叟娄”，而且要写成“首楼”。在这艘货轮尖尖的船头，前方和两侧的视野都不受阻隔，能看到大海，同时也有完全的隐私。船艛内没有一个人看得到你，因为后方高高耸立的货柜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而且距离引擎够远，因此只会听到船身在水上航行的声音。
“我要在这里消磨时间。”萝贝卡说。
我们计划带着防晒油、书和望远镜，在这里待上好一阵子。正如我们第一天在海上就学到的：货轮上没多少事情可做，没有电视、网络、餐厅、酒吧或健身房，没有几个圈子的乘客可以结识，也没有规划好的活动可以参加。但是却有大量的安详和宁静。我们都已习惯了特区生活中的噪声喧嚣，手机铃声、电视上的聒噪不休，以及公寓外马路上高峰时间车流的喇叭响。现在懒洋洋地躺在首楼，我们所体验到的几乎是慑人的安静。
船上的那股与世隔绝也是最佳的电子资料勒戒所，让人欣然前往。我想不起来自己在今天以前，最近一次在清醒着的几小时内都没去查电子信箱是什么时候？萝贝卡、我和我们认识的每个人，全都对从不间断的网络资料和聊天上了瘾。但在这艘货轮上待一个下午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想管收件箱里成堆的信件，或是常逛网站、部落格上的更新文章了。有什么关系呢？在大海古老的寂静中，这一切忽然变得微不足道。
至于船上的社交活动，程度是零。我们唯一会跟他人打交道的时间，就是每天跟法兰克和黛芬妮共进三餐(船员在另一桌吃饭，时间也跟我们不同)。他们虽然是一对可爱的老夫妻，却属于不同的年龄层，有时候我们都觉需要想尽办法才能让双方的交谈跨越年龄鸿沟。
在白天的非用餐时间里，萝贝卡和我都并排坐在塑胶躺椅上，在太阳下看书，要是看累了，就逛逛船上空旷的地方，拿望远镜看海鸟，或是可以看海豚或鲸鱼，只是目前我们的运气还不够好，还没发现任何海洋哺乳类。
晚上，我们穿上毛衣，抵御傍晚带着咸味的寒意，星星在一片漆黑的天空中闪烁，没有会把夜空晕成一片乳白色的城市灯火。
过了第一天，在摇摆的船上平稳行走就已经不成问题了，也习惯了船缓慢、稳定的摇晃。事实上，在摇晃中睡着还蛮美妙的，我们在摇摇晃晃中进入梦乡。萝贝卡一直梦到自己在法律事务所的办公大楼中，而且那栋建筑还像波浪在起伏，档案抽屉滑开，架上的案例本散落一地，然后她醒过来，才想起这些事已经跟她无关了。
我们横越大西洋的路线会从北纬40度、接近新泽西州南端之处开始(这个纬度的其他地点还有葡萄牙和北京)。将以大约呈对角线往东北，朝北纬51度行驶，途中会经过英格兰海峡(这个纬度的其他地点还有卡尔加里和俄罗斯远东)。
神经质的水獭？
这趟旅程中第一个视觉大航点很快就出现了，在海的颜色从单调的灰绿色转为一大片紫色时，有几片海草飘过——这是进入墨西哥湾流温水域的明显征兆。船员趁机用水泵把温暖的海水抽上来，注入后甲板上的一个小泳池，萝贝卡换上泳衣，跳下去游泳，所谓的“泳池”其实比较像浴缸，只比乒乓球桌大一点点。看萝贝卡在两头来回游泳，让我想起以前在经费短缺的动物园看过一只神经质的水獭，一个劲儿地在小小的水族箱里来回游动。
这天是星期天，船员不必工作，有几个人晒起了日光浴。电工工头是个名叫维托德的老波兰人，脱了上衣在船尾的甲板上做起保健散步。他穿着勃肯鞋和黑袜，挺着个大肚子，胸前长了片乱七八糟的灰色胸毛，还戴了一副全罩式镜面墨镜。
维托德经过我的躺椅旁，停步和我聊起天气，他预测整段航程都会晴朗无云。大西洋的夏天向来很平静，冬天可就恶名昭彰了。
“倒了揪月(到了9月)，”维托德以低沉的喉音说，“棵能酒会企薄峰雨溜(可能就会起暴风雨了)。”
船上共有23名船员，却有6个国籍，船长是面无表情而且鲜少现身的德国人，据我了解，他跟每天的例行工作没多大关系，但如果船出了任何差错，他就要负全责。
3个导航员分别是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和菲律宾人，真正驾驶这艘货轮的就是他们。菲律宾人就是我们已经见过的奎格里欧，那个罗马尼亚人则又是皱眉、又是咕哝地说，他宁可不要见我们。另外那个德国人名叫利可斯，感觉蛮友善的，我想他是最可能跟我合得来的船员。
4个引擎室船员包括一位俄国人、一位乌克兰人和两位波兰人，他们总是待在一起，自成一个小圈圈，不跟导航员打交道。除了维托德以外，其他人似乎只会说一点点英文。
最后还有15位水手，各有如“上油员”或“擦板员”的职称，大多时候都在甲板下方，这些人清一色是菲律宾人，海上的货柜船的水手多是如此，不管该船船长或船员是什么国籍都一样。就像爱尔兰警察或犹太宝石学家，菲律宾水手也成了一种种族职业刻板印象，我问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的解释是：一、航海知识深植于菲律宾文化中；二、他们工资低。
我选在这段旅程中阅读的书是《货柜》，描述货柜运输的历史。作者马克?勒文生(Marc Levinson)认为，大家都忽略了影响全球化的关键因素也包括货柜。我对封底的宣传文字很威兴趣，上面说：“现代货柜改变了我们生活，其方式仅次于网际网络。”书上还说：“要是没有货柜运输，就不会有全球化、不会有沃尔玛百货，甚至可能不会有高科技。”
在货柜运输开始以前，装载一架货轮就像是想办法把乱七八糟的图片拼凑出来，无论是一堆木材、一袋谷粒、一整块乳酪或是一批自行车，每样东西都得徒手运上船舱。这项工作由众多码头工人负责(请想象马龙白兰度在《岸上风云》的演出)，用钩子、栈板、滑轮、叉车和苦力把货运上船，装好一艘船可能需要花好几天，码头工人有时还会趁货还在码头的时候下手行窃。
20世纪50年代时，一位货车运输巨头麦尔肯?马克兰(Malcolm McLean)开始想象一种新系统。他想驾驶十八轮大卡车到港口，在卡车的拖车上装满货物，卸下卡车车轮和轮轴，放上船，然后让这艘船航向另一个城市，好避开美国愈来愈拥塞的高速公路车流，最后再把拖车卸下，放在终点等候的十八轮大卡车上。
1956年4月26日那天，他真的这么做了。在马克兰的监督下，一辆翻新式样的油轮(名叫“理想X号”)在纽阿克港口装上了货物，装载过程并没有花上3天，只花费了8小时，由一架起吊机把拖车吊上甲板。理想X号在装货当天启程，抵达休斯顿后再把堆叠起来的拖车卸下，整齐地放在等候的卡车上。
根据马克兰的计算，若和把散装货物装上类似大小的货轮相比，他的货柜系统能把成本降低到百分之三，省下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支出，港口工人可以改成起吊机操作员，而且使货柜遭窃的可能性也降低，因为货物都锁在箱子里，而不是暴露在栈板上，同时整个流程也快多了。
理想X号的处女航大成功，促使货柜运输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兴起，为求全球使用方便，货柜的规格最后统一了。现在，几乎每样东西都是货柜运来的，四下看看自己的家里吧！你看到的东西里，可能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西都曾经在一个40英尺长、波纹状的金属柜里待过。
马克?勒文生认为，要是没有货柜运输，全球化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货柜大幅减低了货运成本，货品不再需要在邻近贩卖地之处加以制造或组装，工厂和仓库可以远在世界任一角落(不过最好是在劳工法宽松、容易剥削工人的地方啦)。
噢，鲸鱼！
我们在海上的第四天，发生了超级令人兴奋的大事。早上，在距离纽芳兰大岸滩不远处，我们看到一只鲸鱼从港口一侧跃出水面几百米（待萝贝卡的望远镜一离手，我赶紧拿来凑到眼前看，但那只鲸鱼当然已经消失在海面下，再也不出来了，萝贝卡大笑）。同样令人兴奋的是在当天下午，我们受邀参观之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引擎室和船桥。
肥肚电工维托德带我们参观引擎室，他穿着一件污渍斑斑的破旧连身衣，衣服怎么看都不像在船离港后有洗过的样子，拉链开到胸口，露出毛茸茸的胸毛。他要我们戴上隔绝噪声的耳机，但当他凑近想让我们听见他说的话时，那股口臭和体臭实在叫人不敢恭维，这辈子我恐怕都忘不了那个臭味。
要进入引擎室，得先跟着维托德爬下看似无止境的楼梯和梯子，愈来愈深入船的深处。在往下走的同时，我们开始觉得引擎的嗡嗡声穿透脑袋传来，最后终抵达引擎室的门口。
“欢应(欢迎)！”维托德开心地喊，同时打开舱门，一股热流和轰隆声传出。“者是音擎(这是引擎)！”我们一走进蕴藏控船巨兽的这间双层舱室，他就这么喊。
这艘货轮的引擎囊括7个汽缸，大小相当于有4间卧室的大平房，除此之外，就跟你汽车上的引擎差不了多少。驱动轴转动的不是轮胎，而是货轮上唯一的巨型螺旋桨推进器，而另一个小差异则是，本轮每天要耗掉152000加仑（约600000升）的燃料。
这间引擎室和由引擎推动的这艘船，建造于1995年，以货轮的年代来说算是满老的了，拥有这艘货轮的德国货运公司可能再过不久就会把船卖掉，而且很可能会卖给希腊船公司。
跟我聊过天的船员似乎都一致对希腊货运业有着些微的鄙视。“破铜烂铁”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
“响遮样的串可以用赏驶五撵（像这样的船可以用上15年)。”维托德说，“接着再被希腊人用15年！”
结束了船肚子之旅，我们往上爬了8层楼，来到船艛顶端的船桥，从这里的全景窗可以看到下方成堆的货柜，也可以看到各个方向的海平面。
目前负责看守的是一等驾驶员利可斯，他个子高、肩膀宽，是个结实如混凝土般的日耳曼人，剃得光溜溜的头上，点缀着一副时髦的无框眼镜。
利可斯开始导览，他先指了指船的方向舵，我以为会是木制马车方向盘之类的东西，上面有车床加工过的厚轮柄和亮晶晶的黄铜扣之类的，结果这个方向舵却比一般家庭旅行车的方向盘还小，跟这艘船的大小简直不成比例。
此外，这方向舵还从来没用过。因为舵上有个杯垫大小的小刻度盘，嵌在舵前方的一个操纵台上，这个小刻度盘几乎负责了所有的操控工作。刻度盘上的数字从一到三百六十，跟指南针上的刻度相符。只要把转盘转到零，船的自动导航系统就会往正北方行驶；转到一百八十，自动导航系统就会驶向正南方。在辽阔的大海上，如果不需要避开船只或其他障碍物，船员通常会把转盘调到某个刻度，然后就不管了。
掌舵就跟驾驶一样，几乎已经变成全自动的，这艘船靠全球定位系统随时计算坐标，差不多淘汰了老式的海图、尺规和分度器。当然电脑也不是绝对可靠，利可斯说，全球定位系统网格由美国政府控制，他们可以随时把系统关掉，甚至蓄意置入错误，让你误以为身在另一个地方，为了以防万一，这艘船的船员每天都会用铅笔在航海图上画下航行路线，并且每天用六分仪做目测以确认位置。
撇开那可爱、过时的传统不谈，现代货轮驾驶员生活还是乏味的。他们每天孤单地在船桥上守望两次，每次4小时。利可斯负责凌晨4点到上午8点和下午4点到晚上8点这两班，在这段时间中几乎都在观测雷达，看航道上有没有其他船只，避免相撞，如果有，驾驶员就会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用那个小刻度盘调整船行方向来避开。不需要值班的时候，他们就看书、看DVD、抽烟或是晒太阳。
这种工作是标准的“无聊多时、惊恐一刻”写照，因为大部分时候船都在自动航行。但如果一出什么状况，最好要能够很快地应付，因此最困难的挑战似乎在于保持警醒。
利可斯结束导览前，用一句肯定是老掉牙的笑话替这段演说作结：“最后向各位介绍，我们最重要的一台设备。”他说着，指了指角落的一台电动咖啡机。
货轮上的生活也不是永远这么僵化和专业，商船上的水手也曾经都是放荡不羁的探险家。过去船只在风土大异的港口一停泊就是好几天，等着卸下和装上货物时，他们就把赚来的钱在当地酒吧或妓院里花个精光，然后赶在船起锚前，醉醺醺(或是更糟)地走回来。
现在有了货柜运输和自动化装卸，靠岸时间通常只有几小时，顶多能让他们在陆地上吃顿简餐或买几片新DVD，就又要开航，而且现在对毒品和酒的规定和执行也更严格。整体说来，现代的水手通常是一批沉着且技术熟练的人，不大会被公海上的浪漫情怀迷住。
航行的中途时段是一片混沌，没有路标，也没有休息站可以让人暂停旅途劳顿、判断旅程进展，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夜以继日，货轮在咯吱声中破浪前进。
在海上，这艘船维持17.5海里的速度——合每小时20英里左右。现代的货轮一般不需要快速行进，免得消耗昂贵的燃料，如果哪家公司需要迅速而非廉价送达的货物，他们就会选择空运。
就算以陆地旅行者的标准来看，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都慢得令人发慌，打个比方，想象你搭公车要从西雅图到迈阿密，中途不停车加油、用餐或住宿，锁定每小时20英里的车速，差不多就是我们横越大西洋的情况了，只不过我们还得多走1000英里。
我们每天前进约480英里，根据萝贝卡的手持式全球定位器，这位置大约是纬度十度。在海上度过24小时之后，我们到了新斯科舍省以南；48小时之后，我们到了纽芳兰岛以南。食堂的金属墙上贴了张地图，上面有个小模型船的磁铁。每次吃饭时，萝贝卡会先跟黛芬妮和法兰克打招呼，之后就参考全球定位器，把小船移动个八分之一英寸，小船在每餐饭之间的进展，可说是微乎其微。
如果天气都像目前为止这么晴朗，我们从栏杆往外眺望的能见度便可达20英里，因此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我们所看到的地平线边缘就会是一小时后会抵达的地方。当然啦，令人气馁的是，那地方总是跟我们前一个小时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根据我的计算，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看到1250平方英里的海面，只是这块区域内什么都没有，从来没看过其他船只(我问利可斯为什么没看到其他货轮？他最后的结论是：因为海真的很大)。空中没有飞机或飞机飞过时拖曳出的一条凝结尾，因为我们并不在飞行航道之下，视野中只有空荡荡的海和空荡荡的天，夹着几许白浪和几丝白云。
难捱的大雾天
直到起雾。
前往欧洲的路过了一半，在大西洋中央近乎死寂之处，有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船几乎被雾笼罩住了，看不见栏杆30英尺外有什么，也分不出船头或船尾在哪儿，舱房外原本是一望无际的海洋，现在却只有步步进逼的一堵雾。
大雾从早到晚跟着我们，第二天也一样，雾加强了一种感觉，这点绝对正确——这艘船是个与外隔绝的孤立世界，船上加我们在内的27个人都是这个孤单宇宙中的人口。忽然间，我们这艘小货轮让人大威幽闭恐惧了。
萝贝卡的头脑运作速度比一般人快上大约47倍，这对当律师的她很有益。但在无事可做、放眼望去只见一片灰蒙蒙的这里，就大大不利了。
“我一直幻想要偷溜上船桥，用力踩油门让船加速。”她说，“要是我能驾驶水上飞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把这艘货轮拖去欧洲就好了。”
但她只能焦虑地在甲板上踱步，拿着一个小提袋，里面装着能让她分心的东西。首先，她取出那架短波收音机，把天线摆弄来摆弄去，想找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世界频道(没成功)，接着她看了看全球定位器(是的，我们还在大西洋中央)，然后又调起收音机(除了杂音外啥都没有)。沮丧的她只得借助于一本不知哪里找来的书，学起西里尔字母，为我们的终站俄罗斯预作准备。
我打败无聊的办法则是尽可能在船桥上混时间，连珠炮般问一等驾驶员利可斯各种问题。他是个机警心细的人，而且似乎蛮喜欢有人做伴，也对我们要以陆路方式环游世界很感兴趣。即使在大多数环游世界的货轮上，船长和船员都从来没有真正马不停蹄地环游世界一周过，因为他们通常会在船航行一周以前就轮班，然后搭飞机回家休息。
既然除了看雷达荧屏上有没有光点(但是并没有)以外，雾中无事可做，利可斯就教我识别几天前萝贝卡和我发现的那只鲸鱼。船桥上有本绿色和平组织的参考书，在船撞上动物必须提报的时候用，我们就拿那本书学习。从轮廓图上来看，我们之前看到的应该是条露脊鲸——这名字是因为早期的捕鲸人认为，猎捕这种鲸鱼是“正确”的（注：露脊鲸的原文是江rightwhale，right在英文中也有“正确”的意思）。
因为这种鲸鱼被鱼叉叉中后会浮出海面，对捕鲸人来说非常方便(如果现在是1730年，大岸滩就会被捕鲸船挤满，我们这些哺乳动物朋友身上就会插着鱼叉，而不是让我们透过望远镜看了)。
利可斯也让我翻阅船上图书馆的几本操作手册，我迷上了书中登救生艇逃生的建议程序，手册建议船长在一开始就下令救生艇上的所有人对着艇外撒尿，显然，艇上乘客的紧张和缺乏隐私会加深，导致有些人尿不出来，最后会造成尴尬的卫生问题。
我们的船员朋友电工维托德也想了个办法帮我们对抗无聊。在一个慵懒的下午，看到我们快要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事来消磨时间了，他邀请萝贝卡和我到他的舱房，浏览他收藏的DVD。
“箱结朵少都克以哦（想借多少都可以哦)！”他说着打开房门，领我们进去。
他的舱房小巧简洁，比我们的小得多，窗户对着海，房里有维托德的味道，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但这房间最醒目的一点却是用透明胶带贴在墙上的东西——一整排至少贴了十来张的上空女郎照片，每个都从不同角度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我应该说一下，这些女郎不只是上空而已，还都是波霸型的，真正巨无霸的哦。
“我好像不该进来。”趁维托德翻出DVD收藏的时候，萝贝卡在我耳边悄声说。
但我们都没提那些裸女照，维托德在书桌上打开DVD本之后，停顿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另一张海报，就在他书桌正上方。
“者史窝女儿（这是我女儿）。”他说，露出一个骄傲的微笑。
我们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一张丰满、双颊红润的年轻女郎快照。幸好，她穿有衣服。
虽然他女儿的照片是他房里唯一非色情的图片，而且在她微笑脸庞的两边都是丰满的肉体，维托德对女儿浓浓的爱依旧是毋庸置疑的。他说他女儿现年28岁，在英国工作，再过一阵子，等船在利物浦停泊几小时的时候，她会过来跟爸爸共进晚餐。维托德就跟其他许多的货轮工人一样，出海一次就是4个月，因此只要有个短暂机会能跟家人见面就很开心。墙上的那张照片旁边贴了一张日历，算着再过几天可以回到距离华沙一小时车程的家乡。
我们翻着维托德显然是非法取得的盗版DVD，想找可以边等雾散边当娱乐的片子，大部分电影都是波兰语配音，因此对我们没什么用。维托德在DVD上用黑色签字笔写下主演每部片的明星演员姓名，我们翻着翻着，归纳出两条定律：第一，女性明星全都胸部丰满，这点不稀奇；第二，维托德似乎不太会分辨非裔美国男星，应该说完全不会，因为只要有部电影的主角是黑人男演员，维托德的签字笔笔迹就写“丹佐?华盛顿”，不管那演员是不是丹佐?华盛顿。杰米?福克斯主演的片呢？维托德也写“丹佐?华盛顿”，威尔?史密斯演的呢？不，还是“丹佐?华盛顿”。
我们向维托德借了几部片，当天傍晚就用船上联谊厅的电视看，这让我们舒服地分心了几个小时，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已经是连着第三天了——窗外仍然是一大片又厚又浓的雾，我们再度被无聊感侵袭，那厌觉简直像我们根本没有移动，牢牢被困在这片大雾里。
另一件让情况恶化的因素是我们的宠物燕子消失了，从费城开始，萝贝卡就注意到这只燕子，发现它在船艛一侧的裂缝飞进飞出。船停泊在港口的时候，这只小鸟一定误把船当成了家，我们出海后，它也跟了过来。
可悲的是，这可怜的小东西并不适合在海上生活，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张开双翅的强健海鸥盘旋飞过，扫视着浪涛，潜水抓鱼，但每次我们的小燕子破缝而出向大海飞，却没多久就倦而归巢。我们开始担心，因为它在海上不可能找得到多少虫子吃，过去几天更是完全没看到它，海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因此我们对它的安危深深发愁。
但叫人难受到快发疯的还是雾，又浓又闷的大雾裹住了一切，让人没了感觉，心头发闷，而且没办法把雾驱散。
到了大雾飨宴的第三天傍晚，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现在只剩一个万无一失的法子：大量的酒精。我们向船上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威士忌，这个小储藏室可让船员买烈酒和香烟，一小时内我们就吞了大半瓶，萝贝卡很快就睡着了，我呢，却不知干吗要耍笨，手里拿着所剩无几的酒杯，跌跌撞撞地走进大雾弥漫的夜里。
我带了短波收音机，原本希望能跟哪个广播节目做伴，但调来调去却只听到福音布道。我拔掉耳机，一声不吭地坐着，感到湿湿的雾拂上脸，一面听着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
终于抵岸
就在我继续啜饮着让人胸口都暖起来的烈酒，进入愈来愈深沉的醉意中时，一个类似填写大学申请书之类的伤感念头忽然涌上心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艘货轮，承载着不同的货物过活，我们可能会在中途的港口停靠，载一位新的爱人、伴侣或一两个小孩；在其他港口卸下宝贵的物品——搬家了的朋友、结束了的恋情、过世的父母。就算我们迷失在大雾中，都必须保持醒觉，不要成为悲剧船难的祸首，并且尽可能保障货物的安全。
最后你的船会生锈，再也无法出航，因此在这个比喻中，人的来生就等于被希腊船公司买下。
我们醒来时宿醉了，却欣喜若狂。房间窗外是一片晴朗的蓝天。这是我们在海上的倒数第二天，雾已散去，阳光像美妙温暖的沐浴照在我们脸上。
萝贝卡和我冲到首楼尽情享受，不一会儿就发现自起雾前没看到的人烟，那是距离我们船头不远的一艘渔船，一大群黄头塘鹅飞在渔船后方，争相潜水抓猎物。
一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了更棒的东西，有陆地！港口那边是锡利群岛，那是位于英格兰西南角外海的一群列岛，现在附近的船只和鸟儿更多了。
然后是新手船员的终极奖品。我们正准备走向船尾去食堂吃午餐，萝贝卡却听到下方水上传来湿湿的鼻息声。她上身探出栏杆往下看，一群海豚正逐着我们的船头浪呢！有15只或20只吧，争相跳出水面、从喷水孔喷气、变换队形中的前方位置，为了捕捉这个画面，我差不多用光了相机里的存储卡。
到了晚上，船员全都带着各自的手机到甲板上了，我们离岸边够近，可以收到信号，这是他们几周以来第一次可以打个人电话。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在海上的第9天以及最后一天，我们通过了英格兰海峡，左舷是多佛尔的白色峭壁，右舷是加来市，收音机接收到法国和英国的流行乐电台，海上满是帆船和各种船只。
傍晚时分，我们从北海的须德河河口进入，在靠近比利时和荷兰交界处。港口的领航小船跟着我们航行，我们放下一条绳梯，领航员爬上甲板，带着满腹对当地潮汐、急流和浅滩的详尽知识，引导我们这艘货轮安全地在河中航行，向安特卫普港前进。
在太阳下山前，我们的船停靠在安特卫普货运站的码头，起吊机立刻开了过来，准备卸下货柜。我也准备下船了，现在是该收拾行囊、把DVD还给维托德、向船上每个人道别的时候，大家将各奔东西，在不同的道路上继续各自的旅程。
我想起哥伦布和他的船员，花了5周时间横越同样这片海，不确定彼岸究竟会出现什么。他们的膝盖终于跪上巴哈马海滩时，一定非常欣慰吧！对他们的感受，我想我或许能了解那么一点点了。
当我们背起背包准备下船时，一阵熟悉的气味涌上我鼻端，清新如洗，我一时分不清自己在哪里闻过这味道，然后我想起来了，那气味是刚割过的草地，来自河对岸的一片草坪，那是陆地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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