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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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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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于1990年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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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
——（美）魏菲德 摘自《纽约书评》杂志
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摘自《纽约人》杂志
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
——摘自“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评语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孔飞力（Philip A． Kuhn） 译者：陈兼 刘昶

孔飞力（Philip A． 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本书（1990）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海外中国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陈兼 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中美系史讲座教授
刘昶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

目录

中译本序言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德清县的石匠们
萧山事件
苏州的乞丐们
胥口镇奇事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第二章 盛世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长江下游社会
劳动力的解放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人口、物价与金钱
不平衡发展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妖术、敌意与焦虑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弘历面对谋叛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八旗精英
文化的传播
江南问题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于南方的罪恶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蔡廷章 初识魂魄之力
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李绍舜沦于妖人为奴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刑律条款下的妖术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躯体与灵魂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头发与邪术
妖术预防法
对于僧道的怀疑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历的行省官僚
肱股心腹
信息系统
江南的隐情
一些尴尬的发现
现场的眼线
浙江的撇清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张四儒的厄运
接踵而来的危机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河南的执法
阴谋的升级
救世的追求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妖术西行
运河上的妖术
对嫌犯的围捕
两心相悦的奸情
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
第八章 终结
民间的诬告
家内的谋反
一个顽固的债主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张四儒的坦白
剪辫首犯的故事
一个愚蠢的错误
旅途横祸
说服弘历
与官僚机器算总账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三年考绩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
庇护对抗纪律
揣摩上司的意图
弹劾的障碍
特殊的考评制度
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宫中陛见制度
上层制度：“政治任命”
礼仪行为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严饬属下
重申官场规范
强化个人关系
官僚的抵制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君主：真实和幻影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参考文献书目
致谢
索引
译者后记
《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序言

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有名的“剪辫案”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机会：事实上，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关叫魂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尽管我仍然在有关清代通讯体系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了特别的感染。这是因为，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历史。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在我看来，在这些限制因素继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将对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陈兼博士和刘昶博士将本书译为中文，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我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与我分享他们对于本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
孔飞力(Phmp A．Kuhn)
1998年夏于美国麻州剑桥

后记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套用国内出版界朋友们的一句行话，这是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中出现的一本“大书”。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可谓空前绝后的一人。在他治下的六十余年间，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正是在弘历治下的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到了几乎半个中国，其影响所及，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不宁。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术横行？仔细读过这个故事，不禁又会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讲述这个故事，又能令生活于今天的人们得到怎样的启示？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叫魂》这本书使人觉得可读和耐读的地方(尽管人们对于书中关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解释是会有见仁见智之处的)。读这本书，是在读历史。但每每又会让人联想到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情——至少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常常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孔飞力教授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他于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费正清教授的高足。1977年，当费正清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教授便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孔飞力教授并不属于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事实上，在他迄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写作生涯中，他只出版过两本专著。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初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此书中译本于九十年代初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便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的这本《叫魂》。这两本书出版后，都在美国历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普遍被人们认为起到了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作用。《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将政治军事史研究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促成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进行了探讨。《叫魂》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此书于1990年出版后，获得了当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我们两人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课的时候，都曾以《叫魂》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颇受学生欢迎，并因而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尽管我们自己都有着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与早已排得满满的研究写作计划，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担负起将《叫魂》一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们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法，由陈兼翻译第一至第五章，刘昶翻译第六至第十章，然后两人分别校阅对方所译章节，最后由陈兼对全书译文进行统校。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竞时时感到承担翻译此书也许是一个“错误”。《叫魂》不是一本好译的书。尽管我们都是历史科班出身(但并非专治清史)，在国内及美国大学历史系也都已任教多年，但在翻译此书时，仍然感到十分吃力。孔飞力教授写作此书时大量引用了清代的文献档案资料，在论述过程中，又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稀奇的故事的同时，将它们同自己对于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与一种深刻的历史人文关怀糅合在一起，以极为生动精巧的英文写成了这本书。要以流畅的中文忠实地反映出原书的意思与风格，真是谈何容易！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对原文与译文都反复推敲，可谓殚精竭虑，自以为是尽了力量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译文最终是完成了，但其中定然会有许多不妥乃至不达之处，我们只能诚恳地期望读者诸君予以批评教正。
在完成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友人和同行的帮助。孔飞力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清官原始档案的复印件，并认真解答了我们的许多问题。姚平教授和陈之宏博士仔细阅读了部分章节的译稿，并提出了不少可贵的修改意见。胡少华和李迪两位先生在担任译者之一的研究助手期间，做了许多具体甚至琐碎的服务工作。此外，我们还曾得到林满红教授和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及时提供的帮助。我们谨在此深表谢意。
陈兼刘昶
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