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往事(凤凰书品著)(2)

2012-10-17

《台湾往事》以主人公林清文在台湾时期的成长经历为主线，通过对祖父、父亲、母亲、阿黛、阿兰、阿忠等人物的思想、行为和命运的艺术表现，展现了一幅生动细腻的台湾乡土生活长卷，演绎了动荡年代台湾人民荡气回肠的亲情、友情、爱情、故土情和民族情。

商家名称	信用等级	购买信息	订购本书
		台湾往事(凤凰书品著)
		台湾往事(凤凰书品著)

孔令仪（孔祥熙与宋霭龄长女）：皮肤病我想是敏感，也是很多事情搁在心里面，不能够讲出来。她（宋美龄）有很厉害的皮肤病，发风疹溃烂，全身发痒，都不能抓。只可以躺在那个洗澡缸里面洗热水，那时候真是蛮苦的。——《台湾往事?家族最后的守望者》
孔令仪（孔祥熙与宋霭龄长女）：令伟真是可怜。她小时候穿女孩子的衣服，天气热，生得一粒一粒疥，头上也是。蒋夫人跟我母亲说，你怎么搞的，给她穿那么长的衣服。蒋夫人把她头发也剃了，给她穿短裤子。这样一穿，后来就改不过来了。在这一点上蒋夫人对她很遗憾。——《台湾往事?家族最后的守望者》
孔令仪（孔祥熙与宋霭龄长女）：跟夫人那几年总是有pressure。老人家，你总是想要照顾到，你总是想有没有我们没想到的地方。这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我跪在她（宋美龄）床前，握住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眼睛。她在等我，你知道吗？她留最后一口气等我。——《台湾往事?家族最后的守望者》
孔令仪（孔祥熙与宋霭龄长女）：他（孙中山）是广东人，吃饭的时候，四个菜一个汤，他先喝汤。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先喝汤的，但是他总是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四个菜，上面有一条咸鱼盖在上面。他用的碗是暖碗，底下隔水的，上面放菜，他比较西洋化。——《台湾往事?家族最后的守望者》
《台湾往事?白崇禧的孤寂晚年》
白先勇：毕竟那个时候，李宗仁已经到大陆了，台湾岛内也没有任何紧急情况，没必要对我父亲下手。况且要加害我父亲的话，不必等到那个时候。我父亲一向有冠状动脉心脏肥大的症状，其实我们整个家族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也有心脏病，开过刀，我哥哥心脏病也开过刀。
白先勇：传言说我父亲喝了一杯酒，酒里下了毒。我父亲确实习惯晚上喝点药酒，那天喝的药酒大概还有一半剩没喝完。有的说药方什么的，我想不会那么笨吧，还留药方下来？要害一个人，有很多方法，很容易的。还有很多很多说法，其实都是传言。
白先勇：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该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候根本不顾他的颜面。蒋先生有时候会听他的，但也常常犯了蒋先生的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没有真正处好，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白先勇：我父亲力主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哈尔滨、齐齐哈尔，把东北打下来，把林彪打出东北。我父亲希望能够在东北亲自督战指挥。就在这时候，蒋介石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要求他立刻返回南京。我父亲跟我谈过三次这个事，每次谈到都跺脚。他觉得这是战略上最大一次失策。
蒋孝严：经国先生过世后第四天晚上11点，安排车子载我跟孝慈一起到荣总医院，我们绕过灵堂，到冰柜那边，孝勇把他抽出来，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跟孝慈泪如雨下，跪在那面磕头，总算见到了最后的一面。——《台湾往事?蒋家门外的日子》
蒋孝严：跟孝武见面更频繁。他一到新加坡去，我等于是他的长官——我是“外交部次长”，主管亚太事务。他每次回来我都去接飞机，我们处得非常好，很快就找回以前失去的那种兄弟的感情。他从新加坡调到东京做代表，又马上邀我们全家到东京跟他一起过年，我们处得很好。——《台湾往事?蒋家门外的日子》
蒋孝严：一直到我们结了婚，还跟王升要求，说希望跟父亲见面，但都没有结果。我们当然失望，心里面也有挫折，可是我们还是吞下去。孝慈这方面受压抑比较深，所以他身体一直比我差，血压一直很高。聚餐的时候，他去点歌，《心事谁人知》，唱到后来他自己掉眼泪。 ——《台湾往事?蒋家门外的日子》
蒋孝严：王升将军每次过年会到新竹来，开一部吉普车，停在离远一点的地方，怕引起注意。他一来，第二天就有鱼有肉，生活改善一些。后来有段时间情况很差，连米都没有，我跟孝慈还到东门市场米店去赊米。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台湾往事?蒋家门外的日子》
《台湾往事?主政台湾的“陈诚伯”》
陈履安：我记得出殡那一天，许多人自动跪在路两边，祭拜他。好多从中南部来的农民跪在地上哭，不肯走。那时候台湾最热闹的一条街叫衡阳街。当时俞大维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辞修啊，这个时候走，在衡阳街下车了，我们将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啊！”
陈履安：我父亲去世之后，我看到一个名单，他做副总统的特支费居然分给33个人。这些人我一个个去拜访，其中一个在大陆上做过省主席，一生傲骨，绝不求人，单身到台湾卖烧饼，任何人帮助都不接受，就我父亲给可以。这些老部下他保不住，也没办法，心里很痛苦。
陈履安：从年轻就在前线作战，操劳过度。加上那个时代的人都喝酒，大碗干杯，胃也不好。抗战胜利之后在上海把十二指肠割了。1964年开始身体不行了。他从来不讲痛，医生看到他皱着眉头，就帮他打一点止痛针，他也不拒绝，还是军人性格，死都不怕，还怕痛啊？
陈履安：我想那时候我父亲就不想做了。我本来就不要做，你一定要我做，跟这些人来往又有什么罪过呢？当然胡适之先生话也特别多，他告诉人家，等我父亲做总统，他就到台湾去定居，行李都打包好了。这当然也使老总统不高兴，他不喜欢这些人。
陈履安：修改《临时条款》，把部署都做好，报上去给老总统。老总统不讲话，直到当选了，一句话不讲。后来讲你以前跟胡适之、梅贻琦、王世杰、蒋梦麟一起到中南部去，我就不放心。这些人怎么能搞在一起？他把连任理由说成我父亲跟文人在一起。
陈履安：父亲把孙立人找到我家来，孙立人说绝对没有这个事，我们军人出生入死，一个“忠”字是最重要的。马上把衣服拉开来，全是伤痕——我父亲也是，被子弹打的，刀砍的都有。我怎么会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呢？往往这种事都不是本人，是他部下。我父亲就力保他。
陈履安：孙立人他是不服人的人，他对我父亲还算不错。他对黄埔系统的不太看得上，那有什么，一两年就毕业了，他觉得很土。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出来的，很彪悍、很帅的那种军人，带兵也很严。结果他被人告密要造反。
陈履安：我在初中的地理、历史老师，居然都是大学教授。那时候大学位置不够，他们都到中学来教书。历史老师不照课本教的，上来就跟我们说王安石变法。还有北大的一些高材生，在课堂里教着教着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忧国忧民。国家怎么办？民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