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页码：213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ISBN：9787306032362 ·条形码：9787306032362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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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竹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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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竹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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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页码：213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ISBN：9787306032362
·条形码：9787306032362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
内容简介 《战国竹书研究》内容简介：中大历来是古文字学重镇，多有名师，富有藏书。受其师、书之教，学业稍有长进。曾先生在简帛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所以我的论文题目很早就预定以简帛研究为限。只是简帛文献十分丰富，囿於学力，范围一再缩小，最后圈定在战国竹书上面。
我最初认为是扬长避短的一个选择，因为自己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阶段的主攻方向恰好又是战国文字，并且导师李家浩先生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中著名的战国文字专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基础大概是具备了，所以裘先生曾在学位论文的评语中奖勉说“已有较深造诣”。尽管这样，本论文的写作还是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好在曾先生不时加以指导，所以三年来的写作虽然断断续续，但并没有出现太长时间的停顿。
作者简介 杨泽生，1969年8月生，广东省信宜市人。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92年考取该专业古文字学方向研究生，师从李家浩先生。1995年毕业后在佛山大学中文系工作8年；其间在1999年考取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曾宪通先生，2002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汉字的教学研究，发表《燕国文字中的“無”字》、《长台关竹书的学派性质新探》、《甲骨文“蚊”字考释》、《笔顺规则新探》等论文40来篇。
编辑推荐 《战国竹书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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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七年前，我在北大结束了七年的学习生活而回家南下。托运中丢了一箱书，《古字通假会典》和《说文》等案头必备之书尽在其中，真是不小的打击和代价。现在还想，那一箱书如果换了是竹简写的竹书，大概也有几车吧？
在佛山是缺书少友，所以不免一度多思多愁；想到考博，做博士后。但在一个梦里，裘锡圭先生说：“你又不是天生的博士，干嘛要考博呢？”我深以为然。裘先生的道德学问一直给我许多精神食粮，就在梦里也给我莫大启发。于是乎心平气和，在学校上过好几门课，还多次带学生到中学实习，该做的工作都努力做。所写《笔顺规则新探》一文（按，后来发表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大体以笔画的末端判断其“上下左右”，以偏旁的纵、横向距离的乘积估算其“大小”，从而用“上下左右、大小长短”八个字概括笔顺的规则，这个也许是最为简洁和最为有效的笔顺规则就是屡听学生实习讲课而总结出来的。当然，自己在“业余”仍想多结书缘。可惜自己的书和学校的书，特别是古代语言文字和文史方面的专业书，就和我付出的努力一样，其实都很不够，因而学力增进有限。所以，我还是要开始新的学业征程。
九九之春，我投考中大而成为曾宪通先生指导的博士生。中大历来是古文字学重镇，多有名师，富有藏书。受其师、书之教，学业稍有长进。
曾先生在简帛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所以我的论文题目很早就预定以简帛研究为限。只是简帛文献十分丰富，囿於学力，范围一再缩小，最后圈定在战国竹书上面。我最初认为是扬长避短的一个选择，因为自己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阶段的主攻方向恰好又是战国文字，并且导师李家浩先生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中著名的战国文字专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基础大概是具备了，所以裘先生曾在学位论文的评语中奖勉说“已有较深造诣”。尽管这样，本论文的写作还是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好在曾先生不时加以指导，所以三年来的写作虽然断断续续，但并没有出现太长时间的停顿。
文摘 插图：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在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献中，简帛文献最为大宗。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内容性质主要分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还有书札、历谱、遣策和卜祷记录等。由于内容性质不同，简帛书籍和其他类别在研究的方法途径上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有学者主张将它们分开来进行研究。简帛书籍按其年代又可分为战国、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四组，其中战国一组年代最早，学术价值非常高，其文字又多与其他三组有较大差异。而从书写材料看，简和帛根本不同，简也有竹简、木简之别。鉴于战国帛书只有子弹库楚帛书，其发现时代早，数量也少，学者研究比较多；而现在“已发现的战国简均为竹简”，换言之，已发现的战国简帛书籍除了子弹库楚帛书，就都是战国竹书，因此，将战国竹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是完全可行和必要的。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是王国维在20世纪20年代讲的一个名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的四项“最大发现”，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后来果然都形成了专门学问”，于此可见王氏的远见卓识。从1949年以来的50多年中，中国的许多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也都很好地证明了王氏的深刻见解。特别是，从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等大批竹书到2002年的整整30年中，在中国大地出土了极其丰富的简帛文献。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重要，大概是王国维在世时所不敢想象的。而影响特别深远的要数其中的书籍类文献，尤其是近十年里出土发现的属于战国时代的郭店竹书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竹书（本书简称为“上博竹书”）。随着郭店竹书的出版和上博竹书的陆续公布，相关的研究已很快成为热潮，而且这个热潮还将持续并且可能升温。
后记 本丛书所谓的“古文字”，主要是指通行于先秦时期的古汉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兼及秦至汉初的小篆和保留篆书写法的篆隶等；本丛书的“出土文献”，则是特指以这些古文字为载体的地下文献资料。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对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的专名。然而，从二者的含义有广狭、出现的时间有先后来看，却反映着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演进。
古文字之称肇始于汉代，汉人用以指称汉以前的先秦文字，故又称为古文或古字。根据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汉代所谓的古文一般指汉时所存之先秦文字，大抵有四种含义：一指彝器铭文，如《汉书·郊祀志》言“张敞好古文字”，又载美阳得鼎，敞议日：“臣愚不足以迹古文”，与《说文·叙》谓鼎彝之铭“皆前代之古文”同。二指先秦写本旧书，如《史记》所记秦柱下和石室金匮之书，以及《五帝德》、《帝系姓》、《孔氏弟子籍》和《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等，都是先秦六国遗书。三指孔子壁中书，如《说文·叙》记亡新“六书”，一日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四指古文经学派，如《汉书·地理志》凡地名下说解云“古文以为某”者，此处古文非以文字言而以学派言之也。其中一、二项皆指先秦古文字，第三项指壁中书的书体，第四项则是由于研究壁中书的古文经而形成的古文经学派。可见古文字即古文之名，由原本指文字、书体之名，引申之而为学派之名。但综观有汉一代，彝器铭文仅美阳所出尸臣鼎等少数记载而已；许慎《说文·叙》中虽提及“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然许氏不能一一目验，又无拓本可致，故《说文》全书并未曾征及铭文一字。及至东汉，古文一名遂由壁中书所专。其后魏正始刊立石经，中有古文。晋太康二年有汲冢竹书出土，其性质类于壁中书，亦属古文一系。至北宋初年郭忠恕集古文七十一家成《汗简》一书，随后夏竦又增益之成《古文四声韵》传世。由此可见，自汉至宋古文字概称为古文，乃指汉人所传的先秦写本及其辗转传抄的先秦文字，今人谓之传抄古文，是为古文字含义的第一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