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报任安书》
浮利古
《报任安书》曾经在中学课本上出现过，后不知缘由落到了隐身于读本的境地。曾经读过，但是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今日再读，有了新的思考。
“推贤进士”不过任安婉曲之词。判处腰斩下狱之前作此书信，其主要意图往往不在于替国家举荐人才。更多的恐怕是希望司马迁爱惜人才。那么，人才将死，如不能保其生，则断无推贤进士之可能。
可是，司马迁“刑余之人”，未受刑之前，力保李陵，罪及自身。如今情形，“推贤进士”怎么可能？司马迁一定经过了痛苦的思索与斗争。所以，“阙然就不报”。痛苦的挣扎之后，司马迁显然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于是，有了这封信。
一部分写死，另一部分则写生。
死，要死的高贵，死得其所。古人之死，怎样才是高贵，死得其所呢？于士大夫来讲，为国尽忠，恪尽臣节，显然是死得其所。至少就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人来看是这个样子的。高祖刘邦开始重儒道并重。武帝刘彻则独尊儒术。司马迁有此认识，显然是很对的，况且，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认识是很有道理的。
“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大夫犯了罪，免于惩处。而是说，士大夫犯了罪应该在国家追究惩处之前就引咎自裁。这样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样子，获罪于国者，当以身报之。这也算是用自己的生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作为司马迁来讲，身份地位低贱。不在士大夫之列。以罪囚之身而死，辱身在先，辱祖在心。死，不关节义。虽死，于己无益，于国亦无益。
这里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人的生命是应该有些意义和价值的。
既然无益，不死也罢。死则可惜！
之后讲生。人都是贪生的。非死不可，一定是为了心中所想，比如“激于义理”。为了节义而死，这不是最难的事情。也就是说，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选择了“死”，极有可能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选择生，则可能是选择了艰难。能够“隐忍苟活”，一定是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撑。
这种精神支撑，可以是理想，也可以是信念，还可以是亲情、责任等等。司马迁的精神支撑是什么呢？——创作《史记》，流传后世。这样，虽表面卑贱，实则高贵。什么样的生命能够比“不朽“更加高贵呢？
司马迁举出历代圣贤的例子，将他们忍辱不死，发奋有为。旨在表达一种生命思考。命为志存！
志不在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往今来，能实现者，鲜矣！然而，司马迁实现了！似乎是屈辱的活，实则是高贵的生。正是因为生得高贵，才有可能死的不朽！
于是，有一闪念。可能这就是屈辱、苦难的灵魂更加高贵的根源所在吧。也难怪，艾青礼赞自己的乳母的“黄土下紫色的灵魂”。苦难与高贵就是如此之唇齿相依。当然，此种思想，“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