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表哥的小书箱》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读书情况。在当时物质条件落后、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对我来说，要读到一本书，尤其是一本好书是多么的不易！好在那时在我贫穷的家里，除了手电筒之外，父母亲居然还节衣缩食添置了一件当时对普通农家来说多少有点奢侈的“家用电器”——一台“红灯”牌收音机。
这多少弥补了我买不起书看的缺憾。从小学到中学，我从那台珍贵的“红灯”牌收音机上较完整听了许多“书”：记忆较深刻的除了刘兰芳的《杨家将》、单田芳的《三侠五义》、袁阔成的《水泊梁山》等曲艺名家的评书外，宋兵等人播颂的当代小说张承志的《黑骏马》、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等，使身处贫困乡村的我这位农家少年对外面社会和成人生活的了解逐渐突破了大人们口耳相传的那个狭隘世界，我开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遐想，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充满期待，对所谓“人生意义”、“人生价值”这些严肃的命题也开始了一个孩子懵懵懂懂的萌芽式的思考。其中，《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中的金狗这些从农村中走出的优秀青年所经历过的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纯真爱情的酸甜苦辣逐渐渗入了我的记忆和感情深处。此外，我在收音机中还收听了大量的广播剧，除了一些儿童剧，记得最清的要数《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连续剧。总之，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不去和别人比家里的家具、摆设，却添置了这样一件当时许多人认为可有可无、没多大“实用价值”的“家用电器”，不仅丰富了我少年儿童时代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无意间深刻地启蒙了我的人生。
父母亲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其实并不偶然，主要是母亲受到了当民办教师的姥爷的影响。姥爷是从解放前教私塾的“塾师”解放后转为国家教师的，当时即是公办教师。不曾想1958年吃“大锅饭”以后相关的工作手续被组织上遗失，他的公办教师身份竟自动取消，直到1989年以民办教师的身份退休，1999年抱憾辞世。80年代以后，民办教师按政策有多次转正的机会，可他竟因“年龄超线”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原因屡次错过转正机会，只能眼看着许多比他年轻、教书晚了十几几十年、有些还是他学生的民办教师转了正。至今我仍然不能理解当时的那些政策缘何而定，要知道，我的姥爷可是老一辈农村教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1963年曾被评为当时信阳地区五名“先进教育工作者”之一，在全区教育工作表彰大会上做过典型发言，《信阳地区教育志》上有明确记载。我之所以介绍姥爷的这些情况，是因为他的这些经历深深刺疼了他，因此他反复给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我的父母灌输这样一个观念：不管家里多穷，不管你们自己多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两个孩子（姐姐和我）上学读书，只有考上学，才能分配到“正式的工作”，捧上“铁饭碗”。
不过，姥爷和父母亲其实对我读课外书也都是不太鼓励的，他们认为读这些“闲书”没多大用处，反而会影响功课。尤其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受表哥的影响看课外书一度“着迷”，白天吃饭时连喊多遍也不知道答应，放牛时牛跑去吃了别人的庄稼也忘了管；夜晚睡觉时，点着油灯看书一看大半夜，耗油不说，有两次还把蚊帐烧着了，差点酿成了火灾。母亲为此大为光火，姥爷也告诫我那些“闲书”偶尔看点还行，看多了弊大于利。于是，后来我从表哥那里借书看便受到了许多限制：连环画一次不许超过几本呀，“大本头”太厚不许借呀（太耽误时间），等等。那时的我，许是出于对读书的热爱，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回从姥爷家回时，我总是把父母规定可以借的少数几本画书装在外边的衣兜里供他们“检查”，而其他多借的书则贴着腰部一圈紧束在裤带里边。要是冬天穿着臃肿的家制棉衣，经过巧妙的“伪装”，我甚至可以把一本厚厚的“大本头”掖回家。其实，现在我似乎明白了，当时父母并非一直没有看出我的小伎俩，只是见我如此酷爱看书，没有其他男孩子的过多顽劣行为，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不忍心苛责，对我的一种宽容罢了。
上中学以前，我还有一些读书的片断至今也仍然印象很深。我唯一的亲舅舅年轻时依靠亲戚关系到邻县的县城找到一份搞建筑预算和施工的工作，并娶了家在县城的舅娘，在城里安了家。我有几年的寒暑假总要到舅舅家住几天。一次逛街时，我偶然间在一个僻静的旧街角发现了一个废品摊。在各类杂乱的废品下居然压着一堆当废品收来的旧书，除了各式学生课本、政治、技术类读本外，还有一些破旧发黄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少年儿童文学刊物。问废品摊的老板卖不卖，他居然同意卖，而且在没钱的我看来价钱还不高（好像是五分钱、八分钱或一角钱一本，视新旧完整程度而定。当然，他当废品论斤称来时更便宜）。这个废品摊的发现对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此后，每次出来逛街时，我总是努力咽下乡下孩子很少见到的街上琳琅满目的食品诱发的一波又一波唾液，拐到那个废品摊前，把父母和舅舅给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都用在了购买那些残破泛黄的旧刊物。第一次如获至宝地捧回一摞这样的旧刊物，拥有了自己的“藏书”，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旧社会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了几十亩薄田的小地主，兴奋不已中又带着些惴惴不安。好在舅舅和父母对我的这种行为都采取了不鼓励也不反对的默许态度，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宽容对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
那些残破泛黄的旧刊物，我从中读到的，多是些无头无尾的故事。对于废品摊的老板来说，这些“废品”和其他废品相比，可能转手处理更难一些，搞不好放久了受潮发霉就成了赔钱的买卖。可是，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些“废品”却是真正的“宝贝”，它们就像深夜我床头案桌上油灯里的油，源源不断地注入那小小的油瓶里，使它不致枯竭，点亮了我少年时代乡村的夜晚，也点亮了我此后的人生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