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返乡问题有感范文一
关于农民工返乡问题有感
近些年来，随着打工族的不断增多，春运期间“一车难求、一票难求”的局面每每令无数客居他乡的人感到无尽的酸楚。去年有媒体报道，因为要回家过年，竟然还出现了农民工因乘车回家而出现“梦断回乡路”、客死他乡的极端事件。尽管今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因故停产或裁员而使得一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但在打工流、学生流等都要返乡过春节的特殊时段里，可以想像，春运期间“一车难求、一票难求”的现象并不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在这样的时候，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相关会议上表态，称到2012年时全国铁路将会发生历史性变化，铁路“瓶颈”制约状况将基本消除，“一车难求、一票难求”的现象将基本消除的消息，也算得上一个好消息。诚然，对这一承诺，铁道部确实是有“底气”的：到2012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50％以上。区际干线网基本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及其他城市密集地区的城际铁路系统基本建成，实现公交化运输，此外还将建成800多个铁路新客站，一大批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将投入运营。而且，届时，铁路技术装备也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等等，从技术上来说，确实可以有效保障铁路运输的快捷通畅。
然而，我们注意到，对于这一状况的改善，并不全是铁道部的功劳，而是国家巨额投资甚至是一个个纳税人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的。刘志军就此也表示，要实现以上的理想化境地，全国铁路“2009年计划完成基建投资6000亿元，2010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将完成基建投资6000亿元以上，铁路建设项目遍及31个省（区、市）。”铁道路对此“雄心勃勃”地表态，显然有抹杀纳税人的功劳之嫌。
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那就是，对于春运“一票难求”这一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的改善，铁道路不是着眼于眼前，而是把它一直推到了三四年之后，很容易想象，在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三四年之后，其他的交通方式，比如航空和公路，同样都会有飞速的发展的。到时，即使是铁路方面没有什么大的改观，航空和公路也会使得春运的状况得到有效改观的。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近年来春运一票难求的状况，并非全是交通“瓶颈”的硬件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黄牛党”的盛行，而“黄牛党”之所以屡打不绝，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弄到数十张、百张千张的车票，也与铁路员工“内鬼”有密切关系。
这一点，铁道部也是非常清楚的。比如，去年春运期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就介绍说，铁道部将继续加大力度防止内部职工和票贩子勾结，加大对售票的监控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违法违章售票行为。对于以票谋私的人员，铁道部将严厉查处，并且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而对于能够有效防止黄牛炒票的火车票实名制，公众对此的呼声一直非常强烈，但铁道部却一年又一年坚持表示，“火车票实名制不可行”。更可笑的是，就在去年王勇平明确表示火车票实名制“不可行”的时候，浙江省总工会与上海铁路局及有关部门协商实行的火车票实名制制度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再一次扩大了列车趟次并最终成功实施！“不可行”的背后，难道不是铁道部“懒政”，或者说是怕加大成本之下的“不想行”？
铁道部这样的霸道作风和服务理念，就是真的到了2012年“发达完善铁路网将初具规模”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时候，春运问题也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人为原因”而同样变得“不容易”的！因此，尽力保障春运不再难，铁道路能不能在当前就狠下功夫，在当前有限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上，真正把乘客们当上帝，从而尽可能保障每一个乘客都能享受到铁路部的热心服务，都能够安全、便捷、愉快地回家？
关于农民工返乡问题有感范文二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称谓，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农民进城务工现象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镇“上班”拿工资，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社会上把这些人称为“农民工”。“农民工”首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即户籍制度规定下的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其次才是表示一种职业，即城市中事实上的工人。
据有关“权威”方面的调查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多了，事也就开始多了。于是各种和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就来了，听得多的莫过于被拖欠工资，生活含辛茹苦之类的，而那些皆大欢喜，高高兴兴地场面通常只有在他们受尽了委屈之后才会有的，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难道农民工所期待的“玉”就非得经过艰难困苦不可？
从乡村到城市——他们在城市开始了寻梦之旅。梦总是美丽的，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就算不残酷，也是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美好的。看惯了农民工的悲惨，听惯了农民工的辛酸，而他们那无边的苦海，要到何处才算是岸？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也是一个现实的时代，就因为如此，才使得权利的是否得到保护也要看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了。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原因，农民的经济资源分配得少，社会地位明显不高，权利自然而然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了。长此以往，问题就出来了，因为贫困所以就出来打工赚钱，想打工赚钱就必须得到很好的权利保护，而想得到保护就得有很高的经济地位，又因为地位不高，应得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打工也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就注定要接着贫困下去，就像一个无解的方程！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还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下，我们的农民工始终只是农民工，是我们话语里的“他”，是需要城里人帮助的“他”，而不是权利的受者――“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农民工无法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也因为没有良知之士或媒体为他们做代言，就算有的话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良知之士的见解能使几个人信服？媒体之语又有几分力道？或是出于良心，或是出于社会稳定的功利性，而真正想帮又能帮的又有几个？
只听说因为拖欠工资而致农民工示威游行或绑住欠他们工资的人的，而没有听说哪个“城市工”因此而做出如此“不可思议”“没有法律意识”的事的。这都是因为什么？归根到底，因为农民工就是农民工，而城市工永远是城市工，两个不同等次的人，话说劳动是美德，无上下贵贱之分，但到了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上下与贵贱就出来了。城市工遭“冤”时有“包青天”――仲裁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什么的协调机构，可当农民工比窦娥还冤时，能找的有谁？能帮的又有谁？求天不应，求地不灵，这就是当代的农民工，只有在某些人再也看不过去时，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才有些收敛。而现在，路还是漫漫，农民工的权利问题仍然严重！
在过去的时候有三座大山压在全中国人民的肩头，但到了现在，那旧的大山没有了，却又有新的三座大山开始压在了我们的农民工身上：改善住房条件成了农民工最迫切愿望；打工赚的钱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过高的生活成本；教育开支成为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最大的一笔支出。前两座大山暂且不作分析，在这里仅仅对“教育”这座大山作个简单的叙述：
在农村我们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在有些农村，穷的还是教育，苦的还是孩子，难道这种悲剧还要在城市里重演？都不希望重演，但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在城市还是有的。在城市，城市工子女有人人所属地学校入读，而农民工呢？想活下来就得出来打工，为安心打工就得带上孩子，带上孩子就得让他们上学，想上学就得面临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有那么多的钱有那么大的能耐，农民工还会是农民工吗？还会受尽背井离乡之苦来到城市吗？这又是一个无解的方程！
两个无解的方程压在了农民工的心头，何时才能出头？
农民为什么出来务工？种田不好，做农民不好，想做一个想象中的工人，可到了城市他们才发现，做一个工人也是那么的难。
总而言之，可以简单地说来，农民工的民工身份是定了的，仅仅限于“民工”这一层，再严重一点，就是连“公民”都算不上，因为应有的权利都的不到有力的很好的保护。我们讲一个人在社会中之所以可以称为“公民”，是因为他最基本的权利可以得到保护。而农民工呢？不！因为农民在法理意义上的“公民”地位仅仅是个虚名。借用鲁迅前辈的一句话，“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可不必说地那么重，说“长此以往，‘工’将不‘公’”就好了。
说来说去，就归结到了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了，说来说去，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了。我们讲“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可依照现在看来，拥有中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民的教育问题都没有搞好，经济从何发展？时时刻刻都在提“三农”问题，讲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可最基本的农村教育问题都没有搞好，“三农”问题完善解决的那天会是在何时？
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之后，会出现很多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困难，我想那都是暂时的。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抓重点，下猛药，不能让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个问题了。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了，不能一直拖着。人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民正是农业活动的主体，农民不被重视，农民工越来越多，农业发展成为空谈；农民工不被重视，城市经济发展也将成为空谈。
历史的车轮早已经跨入了21世纪，是时候让那些“低头看地”的人们来“抬头看天”了！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不止是农民工本身不能再等下去了，就算我们为孩子们考虑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