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先生是一名中医。
中医这行当是越老越吃香，越有名气。如果你年轻，长相凡俗，挂起中医的牌子，往往会门前冷落；如果你岁数长点，长相脱俗，鹤发银须，你就吃香了，往名老中医上靠了。
于先生头发不白，墨黑墨黑的；项下也无须，光光溜溜的。于先生看起来不过五十，但确实是名老中医，擅长治疗男女不孕不育，有多少夫妇愁眉苦脸地来，喜笑颜开地去。
小城里的人都叫他神仙。
于先生今年六十一了，刚从中医院退下来。
于先生说，中医院这帮头头，都是白吃饭的，不会算账。如果能反聘我，只须一屋，一桌，一椅，一脉枕，能顶半个楼用呀。他们看病，开个单子，查这查那的，我不，伸出手腕来，一摸，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说，是啊。
于先生退休后，在家里腾出一间屋来，打了套中药橱，一桌，一椅，一脉枕，就算开张了。
于奶，也就是于先生的老伴，常常坐在门前夸于先生，老头子可能耐了，县长都找他看病呀，你知道吗？县长肾虚。晚上，车子来接，看完了，再给送回来，抓了几副药，让秘书带回去。
再看县长在电视上露脸的时候，心里就免不了嘀咕：别看他神气活现的，肾虚。
于奶还说，老头子经常被请出去参加研讨会，见过大世面。
这个错不了，我看到于先生办公桌的台板下，确实压着许多大幅照片。好家伙，上百号人的集体照，脑袋挨着脑袋，其中就挤着于先生的脑袋。
那时候的于先生大概五十出头，风华正茂，在全国各地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又是单位的外科主任，公款报销。
国内的一些中医学校经常邀请他去讲课。他还收到过美国的邀请函，让他去讲学。
于先生没去。于先生说，我这一口土腔，他们能听懂吗？
于先生的生活并不顺，老伴身体不好，身上带着几种病，轮流上阵，弄得她很焦躁，焦躁了就朝于先生发火，于是，弄得于先生也很焦躁，疲倦。
于先生每天都得买菜，做饭，洗衣服，还要听老伴唠叨。
于先生心里不高兴。
于先生说，我都花甲之年了，好歹也是名老中医呀，拿着不菲的退休金，又坐堂看病，另挣一份钱，也该享受了，怎么能让这些杂事荒废光阴呢？
我说，可以找个小保姆呀。
于先生说，找了，被她气跑了，嫌人家做事不利索。
没办法，于先生只得亲自上阵。往往正向桶里放水，或操着铲子在锅里拨弄的时候，来病人了。于先生只得放下活儿，擦擦手，看病。
正号着脉，那边水放满了，或者锅底糊了，赶紧跑过去，关水，或往锅里加水。
于先生有点灰心，觉得这跟自己的身份很不匹配。
于先生就常跟我发牢骚，末了，长叹一声，命呀！
就在于先生灰心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南方女人的来信。信中说，她在那个城市开了一所中医院，想反聘于先生到医院任职。落款：陈玉娣。
于先生记起来了，这个陈玉娣曾跟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见过面。女人很活泼，围着于先生问这问那。那几天，于先生心情愉快，觉得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于先生拿着信，交给我，征询我的意见。
我说，可以去呀，可是，应该问问老伴和儿女的意见。
于先生摇摇头，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说，我正要到那个城市出差，可以到这个医院看看。他说好，我等你回来。
半个月后，我回来了。来见于先生，到了那座熟悉的院子，觉得气氛有点异样。我问，于先生呢？
于奶说，没了，半个月前就没了。
原来，在我向他告辞的当天晚上，于先生召开了家庭会议。
于先生拿出了信，让老伴和三个孩子传阅。
于先生说，出去，一来可以一门心事发展自己的事业，二来可以多挣点钱，补贴补贴你们。
老伴还没说话，孩子们就嚷嚷开了，你走了，母亲由谁照顾？再说，你现在收入已经很高了，这么大岁数，何必再出去受苦呢？
于先生沉默了。
晚上，孩子们觉得挺对不住老父亲的，就买了菜安慰他。
于先生说，喝点酒吧。
就喝酒。
于先生低下头，不管孩子们说什么，只是喝酒，喝多了，跑到卫生间，一阵狂呕。
孩子们把父亲服侍好了，睡了，才各自回家。
没想到于先生这一躺下，再也没起来。
我站在院子里，怅然若失。
一个男人扶着他的大肚子女人走过来，笑嘻嘻地问，于先生在家吗？谢谢于先生啊。
见此情景，更觉心酸。
这次去南方，我确实找到了那个叫陈玉娣的女人。陈玉娣说，医院刚刚办起来，缺少医生。陈玉娣找出参加研讨会的通讯录，一下子发出几十封信。于先生能来就能，不来，也就算了。
我把于先生事儿讲给小杨医生听。小杨医生是小城最年轻的中医。
小杨医生摇了摇他的大脑袋，说，一个中医，能医治别人的病，却不能医治自己的心，悲哀呀！
那时候，我和小杨医生正站在菜市场里，周围一片嘈杂声把我们挤得很孤独。
沉默片刻，我们都转过身去，高声跟一个菜贩讨价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