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些深夜的电话，比起白日里显得急促好多，当时平添一些烦恼；如今，一个人在没有电话的夜晚，偶尔想起，却发现，原来，早已失落了很久。
跨越太平洋的温暖诉说
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子，家世很好，又难得不骄矜。每次文艺晚会上她弹琵琶，雪白的手指在琵琶上一抹一挑，长发披垂在面颊上，只露出一个尖尖的下颌。我纵然是同性，也觉得真有活色生香这回事。
爱慕她的人自然是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个老实的男生。别人都会些小伎俩，他只勤勤恳恳替她抄笔记。她有时去学琵琶，他就远远地跟着。送她到了楼下，就靠在一棵树上，看本《围棋》杂志，从头看到尾，再从尾看到头，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
那时她也不在意，青春太姣好了，有人肯跑遍整个城市只为她买一张cd，也有人肯为她抄完厚厚一本乐谱。我们都以为，这男生的心意，不过就是春天的第一片树叶，很快会有新的枝叶生长出来，代替它的位置。
弹琵琶的女孩子留学去了美国，写信回来，总是说彼处如何苦寒，如何枯燥，如何艰难。她那只琵琶，恐怕也是闲置已久了。偶尔会想起那个等在楼下看一本《围棋》杂志的男生，不知道他后来是否找到了一棵新的树呢。
去年冬天接到女孩的电话，说回国来完婚，一问之下，新郎竟然是那看《围棋》的小子。
隔着一整个太平洋的国度，连昼夜都是颠倒的。她每日里上课、打工，能闲下来接一个越洋电话，只有下午四五点那一段空暇。十二个小时的时差，就成为一条分水岭，昔日那些热情的追逐者，纷纷流向了别处。距离太遥远，美色和吸引也都成了虚空。惟独只有他，每回都是凌晨四点，站在街边的电话亭里，一次一次拨她的电话。
只是到了告别的时刻
和他分开很久，也许再不会见面。
2001年的元旦，我坐着一架小小的飞机，从一个小小的机场离开了。他说来送我，但是我关掉了电话。
我们曾一起结伴去旅行，从成都出发，到了一个叫康定的小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湖，叫做木格错。安静的，羞涩的小湖。我在湖边脱下鞋袜，把脚伸进冰凉的湖水里。
我们来的不是时节，草都黄了。但是阳光打在他的脸上，轮廓有一层金边，一切都那么好。据说到了春天，杜鹃峡的花都会开，有珊瑚红、珍珠白，白云一朵朵，系在山腰。他望着我说，明年我们再来。我仰起脸，秋天的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我说，明年再来。
但是我们在返回的途中走散了。我骑在一匹灰白色的马上，山路很颠簸，胃像是会从嘴里跳出来。中国人都说缘分，我猜想我们的缘分尽了。一路上我捂着脸痛哭，幼稚得像只有八岁。牵马的老人回过头来看我，又别过脸去，不紧不慢地说，姑娘，你有什么伤心事。灰白色的马甩着尾巴，老人自顾自地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没有什么忘不了的人。
杜鹃花开的时候，我曾打过电话给他。他仿佛正坐在一辆车上，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给司机指着路。我想象着他说话的样子，忽然觉得很模糊，他的声音也难以辨认。后来那辆车也许开进了隧道里，电话断掉，我们就这么失去了联系。
我有时会想起小城康定，想起牵马的老人，我想他说得对。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没有什么忘不了的人。
2004年的平安夜，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唱歌。房间里很闹，喝了点酒，每个人都脸颊绯红。在点一首歌的空隙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走到走廊上，按了接听键。那边说，是我。是他，我诧异我竟然能记得他的腔调。他说你在干什么呢。我说，唱歌。长久的沉默，双方似乎都无话可说。外面的月亮只有半个，挂在树梢，像一幅奇异的画。
当他挂上电话，我才想起，我忘记告诉他我刚才唱了一首歌。那歌词是这样的：年少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我听来这样的一个故事，刚进大学时，同系的男女生彼此都还不熟悉。在深夜里，女生们把电话打进男生寝室，她们在电话那头念了席慕容的诗，然后让男孩一个个来听，等待他们的反应。她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揣测每一个人的模样和脾气。
讲故事的人只有三言两语，最后很怀念地叹道：那是我大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在我的想象里，那应该是一个初春的夜晚，有昆虫在长草里鸣叫。女孩们的声音很清脆，像黄鹂，也有读得又快又急的，那么就像一只鹦哥。电话这头的男孩们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地听着那头的诗句。她们都读了席慕容的哪些诗呢？应该有那首《一棵花开的树》吧，憧憬的心情，就是一棵树，慎重地开满了花朵，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那么后来又有些什么故事发生？是否有人相遇，是否有人别离。是否有一些诺言再也来不及实现，多年后想起时，在那条小路上，已经没有了一个年轻的男孩，在等待，在急切地向来处张望。
我此刻猜想着那深夜里打电话和听电话的少年们，我想把席慕容的一句诗再念给他们听。那句诗被无数人读过，诗里说，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