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决定之前，她打了一个电话到电台夜话节目的听众热线，主持人也是个女的。面临选择的女人于是讲了自己的故事。
她中学没有读完，在家乡随便找个了一个愿意娶她的男人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小孩。这个男人经常打她，打得她遍体鳞伤。于是，她就离家弃子独自一人来到深圳这座陌生的繁华城市。城市里有她的许多老乡，他们在工厂里做工，领着一份菲薄的收入。她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同时意味着她成了这个城市里身份和收入都极低的群落中的一员，一张暂住证使她得以与这个城市暂时有关。在生产流水线上，除了拧螺丝还是拧螺丝，别想学到什么技术。她的业余生活就是睡觉和逛街，再就是看便宜录像。
有一天她接到丈夫从家乡寄来的信，说他赌搏输了钱，欠了人家三千元。他很想她，希望她回去，至少看到孩子的份上，而且他答应再也不打她了。信看到这里，她非常高兴男人的变化，如果一家人能开开心心在一起，倒也不必在城市里无依无靠地打工。至于欠的三千元钱，两个人在一起干活总是能还上的。
接着往下看就让她有些担心了，男人说：如果不带三千元回家，就永远不要回来，也别想见到她的孩子。
在深圳，最大的乐趣和精神寄托就是看儿子的照片和想念他。现在，她除了两三百块钱的生活费，一分钱也没有多余的了。她硬着头皮去找老板辞工，老板说了，你忘了吗？工资是按季度发的。她强硬了几句，保安就捶了她几下，把她推出了厂。
没有钱回不了家，看不成儿子，工作又没了，她暂时找了一家十元店住了下来。十元店是很乱很杂的地方，她听到了些故事，比如说有的女的为了钱被男人包了起来，结果男人给了一大笔钱。她也算略有姿色，听着听着就动了心。她觉得自己比较土气，要价不能太高，只要三千元钱，够回家看儿子就行了。她不想做“鸡”，她觉得自己如果跟男人睡的话应该不算做“鸡”。因为她不是为了贪钱，而是为了儿子，她想。
做这种事总是有机会的。她听说一个年轻男人因为妻子不能生育，想找个人替他生孩子。她又听说有一个香港老男人想在深圳包一个女人，她托人问了问三千元钱要包多久，回答说一个月。
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她怕挨男人打。可能是丈夫暴力的阴影尚存，她觉得特别不了解男人。不知他们在想些什么，该怎样讨男人的欢心，而拳头和皮鞋落在肉上又确实很疼。她生怕那些出了钱请她生孩子或包月的男人以为自己出了钱，更加对她恶声恶气。她怕疼。
所以，在可能挨打之前，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这个电台热线。因为她平时常听这个夜话节目，觉得夜话的女主持人对男人颇有一番见地。
她的故事讲完了，女主持人当场震惊：“这怎么可能？你怎么能为了区区三千元钱，就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同时出卖？再说孩子是无辜的，你把别人的孩子生下来，那么你跟那个孩子算什么呢？”听得出女主持人很愤怒。
可怜的女人在电话那端嗫嚅、抽泣：“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真的很想我的儿子，很想很想。我又怕男人打我，怕得要死，不知怎么办……”
女主持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似乎是刚擦去了眼里的泪水，她被这个“贱”卖的女人气得哭了，情绪大为波动。她开始说一些人格和尊严之类的字眼，说了几分钟，使人理所当然地以为，她——这个“贱”卖的女人，试图侮辱整个女性世界包括电台女主持人的人格。
终于，女主持人结束了说教，对她说：“我要你发誓，你刚才讲的事全是真的，没有骗我。”她带着哭腔拖泥带水地说：“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好吧，”女主持人的语调果断异常，“我相信你，你究竟需要多少钱？……三千元是吧？我给你三千元。你马上把名字和电话留给导播，在电话边不要走开，我跟你约见面的时间，拿了钱你马上给我回家，马上！”可怜的女人在电话那头千恩万谢。
这个收场，我为女主持人打十分，满分。前面太过冗长的说教可以不扣分。同是女人，但女人的命运有天壤之别。我赞成她用三千元把她逐出这个城市的做法。与其在此无知和堕落，不如回家，远离诱惑，获得拯救。
哪怕这是女主持人在收音机前故作高姿态的“出血”。至少，以半个月的工资为代价，让另一个濒临困境的同胞感受到——城市不但有交易，还有关爱——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