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由原名“吴蔚生”改为吴大观，带着妻子华国和出生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多明亮的天!多红的太阳!还有那位年轻而精神的聂荣臻司令员，他像个老朋友一样同他握手，邀请他们全家吃羊肉火锅。
“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聂荣臻问。
“我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国民党没有希望，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
聂荣臻高兴地大声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吴大观孩子一般地笑了。“我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吴大观和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分别担任发动机处和飞机处处长。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沈阳接收的一处老兵工厂起步，进行飞机修理和零部件生产。每天坐在位于北京德胜门一带的那栋局机关的小楼里，吴大观和徐舜寿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应该自己设计飞机，设计发动机。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
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切的心。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在6岁的女儿嘟嘟眼里，那是多么美的荒草地啊!上面开着各种小花，有蝴蝶飞舞，她还看到了一只小鸟，翅膀扑动着停在半空中，尖尖的小嘴朝向花蕊。“爸爸，这是什么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是蜂鸟，它能够悬停。”“什么叫‘悬停’?”“你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遭遇风暴的年代。嘟嘟长大了，爸爸却进了“牛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他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3天3夜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交代问题，并强行停止治疗，最终彻底失明。他早年的胃病也犯了，开始吐血。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失去了搞发动机的权利，每天的任务是清扫厕所。身穿黄棉大衣和一双军用胶鞋的吴大观，在那段日子里，突然变得苍老。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20年前聂荣臻司令员的笑容，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有这样笑容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他唯一牵挂的是妻子华国。很久以后才知道，她因为拒绝与他划清界限，遭无情殴打，椅子腿打断三根，昏过去，再用冷水泼醒……
疼痛渗入心底。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到冬季的每一天，吴大观总会亲手给妻子削一只梨，曾经的苦难让她落下不能痊愈的咳嗽;每一年的365天，每一天的中午晚上两顿饭后，吴大观总会起身打一盆热水，拧一块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无言的爱，是彼此的珍惜，更是相互的搀扶。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们笑了。因为，他们一直坚信，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共产党。
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还有什么比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更令吴大观虽九死而不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就是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痛心的。”
他开始和时间赛跑。
他拖着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仅剩0.3视力的右眼，每天早晨7点前就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
引进斯贝发动机期间，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国专家组织两班倒，63岁的他却一个人顶两班，发烧到39摄氏度仍不下岗。
晚年的他，视力更差，路都看不清楚，就由老伴打着手电筒，每天早晨7点前把他送到办公室，晚上再由秘书把他送回家。后来，老伴走不动了，就由家里的保姆继续送他出门。
他在88岁高龄学会了使用电脑，天天坐在电脑前，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搜寻下载着各种有关航空发动机资料，一摞一摞地装订好，送给工作在一线的晚辈们。
他在90高龄写下肺腑感言：“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
一个人，一生，如此单纯执著地为自己的祖国做一件大事，他该是多么幸福!
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这一天，是2009年元旦。下午，吴大观早早坐在电视机前，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即将转播，他急切地等待着那首他最喜爱的乐曲《蓝色的多瑙河》。
……广阔、辽远、如梦如幻的蓝色世界啊，这不正是他仰望了一生的天空!
他拉拉老伴的手：“华国，我们都老了，自然规律。如果我走在前，有些事你要帮我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