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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是非常盼望过年的，因为过年不仅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还会有压岁钱拿。一个春节下来，三三两两的压岁钱凑在一起，俨然一个“小金库”。
我对压岁钱最早的记忆是在五岁那年。大年初一一大早，我裹着被子就去父母房间给他们拜年。那时候晚辈给长辈拜年是要正儿八经叩头的，我老老实实跪在父母床前的地上，对他们说一些刚刚学来的吉祥话。先是母亲，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很旧，但是很整洁干净的贰圆人民币，说，“乖儿子，快过来，妈给你压岁钱。”然后是父亲，也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很旧，但很整洁干净的贰圆人民币，递给我说，“儿子，这是爸给你的。”
这一年，是1981年，老冰棒才卖五分钱的年代。可以说，那四块钱，是父母硬生生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也不知攒了多久的零币，才拿到村里那个杂货店换来两张整钱。
自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到户后，家里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1984年年底，家里不仅还清了所有欠款，还破天荒的存了几百元。当我再一次跪在父母床前给他们拜年时，我收到了两张崭新的伍圆人民币，票面上那个炼钢工人的形象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1987年，父母给的压岁钱已经涨到每人拾圆，这对于11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那段时间，我时常会为如何利用这笔巨款而绞尽脑汁。
1991年，我15岁，初中毕业，这一年也是我最后一次收到父母的压岁钱，每人20元。父亲说，“从今往后，你就是个大人了，再拜年我们就不给你准备压岁钱了。”那一刻，我陡然有些失落，真想时光倒流。还是做小孩好。更多精彩尽在：http://www.reader8.net/data/yjzc/
1996年，我参加工作，真正成了大人。翌年春节，在母亲的提醒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履行一个大人的职责，给前来拜年的晚辈们准备压岁钱了。我突然发现，原来做大人也是要有代价的。
我送出的第一份压岁钱是给我的外甥，一张伍拾圆，用红包装着。可气的是，当我把红包塞给他时，他连声“谢谢”都没说，只躺在襁褓里吮着手指头对我笑。那可是我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呀!
又过了些年，这压岁钱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攀升，从50、100、200元，一直涨到前年的500元，而且还有继续上扬的潜力和态势。少了，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拿不出手。不过话说回来，在压岁钱节节攀升的同时，我们的收入也在同步提高。也正是收入的不断提高，才使得压岁钱的标准跟着水涨船高。
水涨船高的压岁钱，犹如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的一个小小缩影，它从侧面见证了广大的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走向硕果累累，从贫穷落后走向文明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