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教育服务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都 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绵有做官发财能说会道和毕业预料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和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其做官司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学，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茍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惜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役，吾人这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事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茍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心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一也。
二曰砥大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则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谷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茍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苔姜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这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茍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 。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未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稗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交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敬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薄满，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赏析
在《演讲》一文中，蔡元培对学员提出了三项要求：抱定宏旨、砥大砺德行和敬爱师友。他要求“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每位学员须抱定一个宗旨：为求学而来，否则将来“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针对五四前夕中国社会风气颓败，蔡先生谆谆告诫学员要“束身自爱”，“力矫颓俗”，并把“国家之兴替”与“风俗之厚薄”联系在一起，让学员从更高层次去理解德行严谨的重大意义。蔡先生还要求学员“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并用自己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为例，阐明相亲相爱是人们交际的必需。共先生对大学学员的三项要求，是至今日，仍有无穷的现实意义。五四前后中国文坛曾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孰优孰劣的论争，蔡无培先生在这场实质是复古守旧与革命维新两种思潮较量论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阵营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