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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高端:40位中德人士眼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平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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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高端:40位中德人士眼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平装] | |
《问道高端:40位中德人士眼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编辑推荐：1、中国和德国建交四十周年，两国的关系在起起伏伏中不断向前发展。2、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走访中德各二十位各界人士，他们是各个领域的代表，为促进两国友谊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对中德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有着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见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是中国向全世界广播的国家广播电台，目前使用61种语言向全世界传播。截至2011年底，每天累计播出节目3200多小时。
CRI还在国内开办环球资讯广播、英语综合广播、国际流行音乐广播，在京、沪、津、渝、穗等国内城市播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网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由61种语言组成的中国语种最多的网络平台。“国际在线”访问者来自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均页面浏览量1900万。
2011年1月18日，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正式成立，它是新媒体领域的国家广播电视播出机构。CIBN以多语种、多类型、多终端为特色，致力于向全球受众提供更好的综合信息服务。
勾画蓝图
共同的发展愿望把中德两国联系在一起——CRI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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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今年是中德两国建交40周年。40年来，中德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国关系稳步发展，高层互访不断，政治互信增强。2010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去年举行首轮中德政府磋商。在经贸方面，两国关系密切，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科技、教育、文化、环保等领域，双方合作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40年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德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人民间相互了解的愿望不断加深。值此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了中德两国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等领域的40位人士，他们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自己在中德关系40年里的人生经历，通过交流与对话加深理解、增进友谊的生动故事。
这40篇独家访谈录为两国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对方国家的新角度，也为中德两种文化提供了一个对话和沟通的平台，相信将会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和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2012年8月 于北京
致读者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伊始，中德高层往来既已频繁密切。1975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四年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联邦德国。
早在1972年10月11日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之前，中德两国就有许多有识之士为两国建交做出了大量细致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包括中国前任驻德国大使王殊和德国基民盟创党元老格哈德·施罗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王殊经过大量调研判断认为，加强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主张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随后，王殊向中国政府建议，邀请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访华。
1972年7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施罗德来华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这是联邦德国第一位政界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大门。此行使他对中国的发展及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同中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
从此，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中方委派王殊为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谈判代表，德方谈判代表为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史塔登。经过四十天的谈判，他们在9月29日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1972年10月11日，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同中国外长姬鹏飞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从此，两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十年后，中德已经互为对方在亚洲和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已由建交之初的2.74亿美元迅速上升到2011年的1690亿美元。2010年，中德两国决定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
值此两国庆祝建交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走访中德各二十位各界人士，听他们亲述历史，请他们描画未来。访谈嘉宾来自两国政治、外交、学术科技、文化艺术、新闻、体育等诸领域。这四十位嘉宾各有专精，都是各领域的代表，也都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我们要向他们和他们代表的千千万万个友谊使者致敬！
四十位访谈嘉宾中，年龄最长者是中国前任驻德国大使王殊。王大使出生于1924年，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所著《从记者到大使》一书即将出版，书中记载了作者担任记者期间许多珍贵的经历，当然也包括他亲历的极具历史意义的中德建交谈判过程。年龄最小的访谈嘉宾是夏洛蒂·兰德维尔，今年刚满二十岁。兰德维尔小姐在北京长大，她把北京当成故乡，正在为故乡的每一点进步奉献涓滴力量。
历史由人民书就。四十篇访谈录拼接在一起，不仅勾勒出四十年宏阔历史的大致轮廓，也折射了历史潮流中个人的命运。
系列采访自2011年底开始，历时七个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奔赴北京、上海、香港、柏林、比勒菲尔德、波恩、法兰克福、莱比锡、魁茨汀、拉姆等多个城市，共采集记录了近一百小时的原始访谈素材。除个别访谈外，全部采访均以受访者母语进行，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同仁分别翻译成德语或中文。本书德文版同时在德国出版发行。
下面就请您重温中德四十年历史，走进四十段精彩的人生故事！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
2012年8月于北京
在多极化的世界里生活
——CRI专访德国前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简介】
根舍出生于1927年，曾在德国联邦政府多个部门担任部长，1974年至1992年间连续出任德国外交部部长并兼任德国副总理。他在任期内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促进两德统一，推动统一后的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定位。
CRI：根舍先生，1992年您卸下外长职务，您可谓是欧洲任职期最长的外长。在您的任期里，欧洲和世界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在您看来，哪个历史事件是您工作中最杰出的成就？
根舍：那一定是两德的统一，您也会认同我的。因为在我当外长时，德国还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的出生地在原东德的哈雷。对我来说，东西德最终统一了，我现在的祖国和我的故乡成为一个国家，这变成了事实！所以，这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政治事件，而是能够深深影响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巨大决定。
CRI：1989年秋天，全世界的电视机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您站在布拉格德国使馆阳台上，向闯入使馆的人宣布，他们可以进入西德了。作为北约理事会主席和德国外长，您通常会做出更有深度的思考，更愿意把视野扩大到德国之外来考虑问题。将国家利益融入多元关系中思考，权衡比较多种利益关系，这种思想也被称作根舍主义。您觉得这种思想路线如今得到印证了吗？
根舍：很显然，这个路线当时和之后都已经被印证。我认为，德国问题是一个更大问题当中的一部分，是欧洲矛盾的一部分。德国问题需要在整个欧洲问题的框架内解决。换言之，在我看来，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只有在整个欧洲框架内，德国问题才能解决。由此发展出战后德国的政治逻辑，即通过与东方国家签署协议实现东西方关系正常化；继而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为解决整个欧洲问题创造条件，在这个框架下德国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CRI：四十年前，中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您还是德国内政部部长。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吗？
根舍：对此我记忆犹新，因为与中国建交是我长久以来的夙愿。我长期都在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而积极努力。我们很欣赏中国当时采取的务实态度。无论是对待德国问题还是对待欧洲问题，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务实。所以，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也因此，无论是成为联邦议院议员以前还是担任内政部长之时，我都非常支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我很可能是德国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重要部长。那是在1973年年底，当时我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到北京会见了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
CRI：1974年您接任外长的时候，中德关系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今双方互相把对方看作重要的合作伙伴。您是否认为这种发展也反映了您个人的成功？
根舍：是的，我非常高兴能看到当年我参与策划并领导的政策如今发展得如此成功。我希望中国能成为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这如今显然已经完全实现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国际秩序中，欧洲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国际秩序建立在公平的、各国实力相当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不愿再看到霸权主义出现。
CRI：您怎样看待当今的中德关系？中德关系将走向何方？
根舍：我认为，德国在过去几十年，乃至过去几百年间都对发展对华关系有着强烈兴趣。我觉得，无论在哪个方面两国关系都可以继续扩大和发展。虽然两国关系目前发展得很好，但是将来仍然大有可为。
采访规划：哈特穆特?吕宁、路明
采访：殷帆
记录：哈特穆特?吕宁
翻译：刘新月
欧盟会在危机中前进
——CRI专访前驻德国大使卢秋田
【卢秋田简介】
1936年出生。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7年至2001年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外交部国际问题咨询组成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CRI：人们常说，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您在德国期间被问到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您当时是怎样回答的？
卢秋田：如果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那么外交官应该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哨兵，是执行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战士，也是宣传我国内外政策和改革开放的宣传员。外交官在国外遇到的问题很多，但最尖锐的问题一般来讲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我要着重讲一下人权问题。
我在德国当大使的时候，有一次柏林自由大学邀请我做一个有关人权问题的报告而且还要辩论。我的回复是，非常愿意去，但还加了两句话：第一句，我去不拿稿子。第二句，我讲的过程中，你们不同意可以打断我进行辩论。他们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我在报告中到底想要讲什么。我去了以后，用德文告诉他们，今天关于人权问题，我主要讲三点，每讲一点，你们有不同意的地方，可以随时打断我。
我讲的第一点是，尊重人权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追求的目标。维护人权、改善人权都是我们目前重要的工作。中国有过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权的重要性。
我本人童年时有一个例子。那时我住在上海法租界，有几个公园都写了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对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当时我很年轻，非要进去一下，看它什么样。我顺着铁丝网爬进去，里面有很多蟋蟀，但爬的过程中，腿被铁丝网割破了，后来还是被他们发现，把我揪了出来。我童年时就感到，自己的国家没地位时，根本谈不上人权。所以，我告诉他们人权是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而且我们始终不渝地一直在争取和改善。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在中国并不例外。
第二点是，人权必须要跟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相适应。例如，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所以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德国是鼓励生育，生了孩子还给抚养费。按理说，妇女生孩子是基本人权，但中国和德国由于国情不同，所以人口政策不同。所以，人权要跟一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
第三点是，由于国家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不同，人权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分歧必须要通过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对话来解决，而不能用一种教师爷的口吻训斥、教训别人，或是把人权作为一个工具，干涉别国内政，这是不适合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观念其实也是文化。我个人认为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例如欧盟搞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永远不会搞文化一体化，他们永远保持着本国特色和自己的文化特色。
会后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德之间每年为了人权争吵不断，我与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他的办公室商量，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在人权问题上达到真正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我们两个人当时建立了一个到现在为止独一无二的机制，就是把人权的对抗改成法治国家对话（Rechtsstaatlicher Dialog），对话到现在为止每年举行一次，我觉得很有成效。对一些尖锐问题不要大惊小怪，应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进行冷静的对话。没想到的是，会后德国大学生热烈鼓掌。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CRI：您在担任驻德大使期间与德国人交往或共事最容易碰上哪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中德两国思维方式或是文化背景不同吗？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卢秋田：大使是国家的代表，主要打交道的对象是驻在国的官方。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德国外交部。但大使不限于与官方打交道，他应该比较广泛地、深入地交朋友。我接触的德国人大概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另外一种是文化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
中国人是整体性思维，欧洲人是个体思维。就像中药和西药不一样。中医把人看成宇宙的一部分，叫天人合一。西医中，亚里士多德哲学开始以后，细分出细胞学、解剖学、化学。针对身体的各个部分分析研究。两种文化差异，造成了思维差异，很多问题都是由这些差异引起的。
CRI：世界上有不少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比如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等，在德国是否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您觉得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让对方——德国人也好，西方人也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中国？在这点上，中国外交官是否还有所欠缺？
卢秋田：我们应该把德国人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友好的，而且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把中国的发展更多地看成一种机遇；第二部分是对中国不了解的，受了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还是威胁抱有疑虑；第三种人受“冷战”思维影响，以意识形态画线，这部分人就是散布、制造威胁论的。他们讲中国军事威胁、经济威胁、生态威胁，最近讲发展模式威胁论。还有人说，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外交有点傲慢了，都是这么一些人制造的。我们作为外交官对这些不要大惊小怪，应该冷静对待。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漫长阶段，这些都会存在。关键在于你要用人家听得懂、能够落心窝的话来介绍中国。
我在当外交学会会长时，有美国代表团来。我说：“看中国要看三点。第一点，要看到中国的进步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困难和问题。第二点，既要看中国的今天，也要看中国的昨天。第三点，不仅要看到中国的东部，还要看中国的西部。我的体会是，要讲真话，实事求是地介绍，不要忽悠，不要拔高。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CRI：您对欧洲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三十八年的外交生涯中您有二十八年是在欧洲度过的，可以说是亲历了欧盟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您觉得其中德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哪几方面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卢秋田：我的青春年华都给了欧洲，荷兰十年，卢森堡八年，罗马尼亚三年，德国七年。我经历了欧盟形成的全过程。德国是一个火车头，现在欧盟国家都困难重重，唯独德国经济比较好，而且还在带动他们前进。由于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周边国家对其有些恐惧。德国就搞了个德法崛起。德法崛起是推动欧洲发展的重要动力，带领欧洲前进的主导力量。德国在一体化的建设上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创意。欧洲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与德国积极的推动分不开的。前不久，默克尔到中国社科院讲话，被问到欧债危机时，默克尔说：“欧盟的历史表明，它都是在危机中前进的。”我认为德国对欧洲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在一体化方面功不可没。
CRI：您曾在采访中提过，面对当下这种情况应该将欧洲文艺复兴建立的价值观加上当代中国的元素，进而提出一个新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您能为我们做一下解读吗？
卢秋田：有几个方面可以借鉴。第一，德国的创新精神非常值得借鉴。德国没什么资源，它的资源主要是煤、盐。但德国要开发大脑这个资源。德国把创新放在第一位。德国是科技大国，专利、发明在世界名列前茅。洪堡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二十三个，海德堡大学三十个，这个创新的民族精神值得学习。第二个民族精神是严谨，德国人守时间。他们对技术精益求精。博世（Bosch）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每个零部件都在不断进步，非常精细。德国在研究上的彻底性也值得学习，他们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还有，德国人守信用，一旦达成协议，就不会轻易背弃。
德国很早就开始进行细致的垃圾分类。火车站台按ABCD分好区域，人们按车票上的区域进站乘车，只需花几秒钟时间。有一次在机场听到我的航班可以登机了，我就走过去，机场工作人员跟我说，先生您后面那句话怎么没有听到，后面还有一句是第几排先登机，以避免拥堵。德国人的语言也很严谨。我们有中国代表团在法兰克福问路，德国人刚开始没理他，中国人觉得是德国人傲慢，但我们走了几十步后，德国人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他说：“先生们，你们往前走有两条马路，往右拐五十米左边是你要去的地方，时间十二分半。”我们说：“为什么刚才问您不回答啊？”他说：“你们不是问多长时间能到吗？那我得算一算，你迈开脚步的大小，走路的快慢。”德国人很少用“大概、可能”这些词。
德国教育双轨制也值得学习。我问德国人：“你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很短时间就超过了战胜国，请问你们的秘密是什么？”他们说：“职业教育。因为战争可以摧毁建筑，但技能和知识是炸不掉的。”
再一个就是科技创新制度。他们鼓励科技创新，促进先进制造业，把传统老工业区鲁尔区改造成了高科技产业区。
CRI：当下欧洲各方面形势均不容乐观。不过您却坚持“欧盟不会垮，现在是加强中欧合作的最佳时期”，为什么？
卢秋田：欧盟现在扮演的是大国关系中的平衡器角色。作为带动整个欧洲发展的火车头，欧盟是人类伟大的实验室。欧洲现在遇到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短期内很难解决。并且产生了很多悖论。采取紧缩，增长就会很困难；要增长，欧洲规定的条约希腊又达不到。欧债危机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矛盾。
我认为欧盟不会垮。原因首先是，现在的世界格局中，欧盟散了的话，欧洲就没声音。如果没有欧盟的话，无论是法国、意大利或是德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很高的地位。所以欧盟是一种历史趋势。第二点正如默克尔所讲的，从欧盟的历史发展来看，欧盟每遇到危机，它都会在危机中前进，危机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中国人对欧盟有信心。
CRI：您怎么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
卢秋田：我是2001年年底结束了在外交第一线的工作。2003年至2006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2007年正式退休。有句话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与乐是辩证的，没有为，难有乐，乐中也要有为。我现在做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我们在国内外搞调研、作报告。此外，我是外交学会的理事，有时要陪同欧洲来的政要，还参加中韩一些其他的活动。另一项工作，我正在做一项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项目。现在我自己的自由度比较大，做我愿意做的事，接触我愿意接触的人。有人问我你好像很快乐，身体也看不出实际年龄。我就告诉他们，我每天喝“三乐汤”，吃“平衡菜”。“三乐”是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要天天喝这个汤。“平衡”有三，动静的平衡，生命在于动与静的平衡，阴阳平衡。吃的东西荤和素就是阴和阳，碱和酸，统一叫做阴阳平衡。第三个平衡是理智与感情的平衡。理智与感情的平衡，有三个标志，第一遇事不着急，没什么了不起，天塌不下来。第二不发怒，你会见到很多不高兴的人，不高兴的事，不要发怒。第三不苦恼，人生会有很多苦恼。但不要苦恼！理智与感情的平衡就表现在这三步，归纳起来就是“平衡菜”。一个汤、一个菜，比西洋参要好，比任何补药都好。尤其人到了晚年，更需要这个。归纳起来一句话，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得多，而是在于你计较得少。
采访规划：阮佳闻、路明
采访：黄刚
记录：许多
音乐是最好的沟通形式
——CRI专访钢琴演奏家李云迪
【李云迪简介】
青年钢琴家。2000年10月在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成为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名获得者，得奖后陆续推出多张古典音乐专辑。曾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学习。2008年出任“德中同行”形象大使。
CRI：您第一次去德国是1997年作为独奏演员与深圳交响乐团赴欧洲巡演的时候吧？柏林爱乐音乐厅给您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与国内或是其他国家的音乐厅给您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李云迪：柏林爱乐音乐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举世闻名。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音乐和录音。我去柏林爱乐演出，非常兴奋。我记得当时演出的是《黄河》，《黄河》是中国自己的作品。那次演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柏林爱乐音乐厅的效果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厅非常华丽。
CRI：您在2001年已经扬名国内外了，为什么您选择减少演出、继续深造呢，而且是选择了德国的汉诺威戏剧音乐学院？
李云迪：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学习的过程要循序渐进。艺术的道路、音乐的道路永远都需要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去探索。选择深造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决定是应该的。另外，德国是古典音乐的发源地，有那么多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巴赫、门德尔松等都是在德国诞生的。所以我想去古典音乐的中心深入地了解和学习，希望探索古典音乐的世界和历史，以及那里的文化氛围和感觉。选择汉诺威有一部分是出于老师和专业方面的考虑。目前在德国，汉诺威是学习钢琴演奏最好的城市。汉诺威有非常强的钢琴系，很多世界各地的大师在这里授课，我在那里能学到很多有关钢琴的知识和技能。
CRI：在第十四届肖邦钢琴大赛前，您被称作是“全部接受本土钢琴教育、没有吃过洋面包而扬名世界的钢琴家”，那在吃过“洋面包”之后，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云迪：“吃过洋面包”这种说法我并不赞同，西方音乐本来就是发源于欧洲的。我来德国是来寻根的。要学习西方音乐，就要到这里来了解。音乐是感性的语言，也是人类共有的语言。所以不存在“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区别。但是，这些作品是在欧洲诞生的。这里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因素，还有作曲家本人的因素。所以说，我来欧洲是寻根的。
CRI：与您先前在中国接受的钢琴教育相比，德国在音乐教学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刚开始的时候，您会不会在某一方面较难适应？
李云迪：最大的区别是这里的学习氛围。我抱着求学和开阔视野的心态来欧洲，希望了解很多东西，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对音乐、对社会、对世界的观念和看法。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另外，在德国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更直接地感受这个国家的气氛，同时也可以体会作曲家生活在这种气氛中的感受。
我在德国求学期间，完全沉浸在音乐中，很少去想生活中的困难。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忙，我把时间主要花在了解作品上，经常和老师一起探讨。在那里的学习时间非常宝贵，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生活虽然单调，但是精神世界非常充实。因为有非常好的音乐，包括可以很容易地去很多音乐厅，很容易地去欣赏和感受音乐和文化。这里有很多很好的书店，很容易找到很好的音乐资料等。这些条件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很好地汲取养分。
CRI：无论是之前的学习，还是之后的多次演出，您与德国渊源颇深，有没有哪些事或人被您定义为“典型德国式”？
李云迪：德国人思维的方式非常直接，而且非常严谨。那里非常规范化。就像那里的建筑一样，每个城市的火车站结构都基本一致。许多建筑的结构感都非常强。从音乐角度，贝多芬、巴赫的音乐都有很好的结构美，线条美，简洁、清晰、干净，同时非常的扎实。这些是我非常明显的感受。
CRI：您本人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在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上有了“德国印记”？
李云迪：我觉得是理性的方面。德国出了很多哲学家，是思想性非常强的国度，是非常有深度的国家，这里创造了很多新的思想。这一点上我吸取了很多。
音乐是感性的，情感表达是很重要的一点。所有的音乐都来源于一种内心情感，然后用一种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德国的学习，让我很好地、充实地学到理性。
CRI：从几大德国音乐节的演出，到与德国一流交响乐团的合作，再到为德国知名唱片公司录制唱片，您在与德国音乐人或是团体交流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是否有值得国内这一类人士或是团体借鉴的成功经验呢？
李云迪：在国内，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十年前相比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大家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国外学习、访问、交流，借鉴国外经验。在国外，音乐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去歌剧院听歌剧，或者去音乐厅听音乐会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就像我们去看场电影一样。文化的氛围在中国随着经济的进步也在慢慢地发展。改革开放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去感受好的文化，去学习新的东西。我相信在未来会越来越好。
CRI：2008年您出任了“德中同行”形象大使，您觉得两国在音乐方面的交流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又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
李云迪：有很多。今年这次我在欧洲巡演，也推出了我的中国经典作品专辑，希望让德国人听到中国的声音。也是让他们认识和感受中国的文化特点。从音乐上听一听、感受一下中国的旋律。他们也非常好奇。之前在巴黎、伦敦的演奏中，我发现观众都非常喜欢这些作品，甚至比预料的更好。他们都觉得非常好听。我一半的作品是演奏的西方的，包括肖邦的作品。另外一半是中国的，除了让他们感受自己欧洲的音乐，还能感受现在中国的音乐。音乐是没有任何界限的，只要是美的，好听的，打动人心的，大家就都能接受。好的音乐可以在两国之间架起很好的友谊桥梁。
CRI：您当下的欧洲巡演有好几站是在德国，而今年又恰逢中德建交四十周年，您想要给德国的观众们带去怎样的中国印象？
李云迪：我有一个计划，今年下半年大家就会看到，应该也涉及德国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我希望作为一个中国人用这些作品来表达中国人民对德国人民的友谊，通过音乐加深两国人民的情感和友谊。因为音乐是最容易、最好的沟通形式。
采访规划：阮佳闻、路明
采访：殷帆、孔杰
记录：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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