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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平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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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平装]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平装]](http://img.reader8.net/uploadfile/2014/0103/20140103010316372.jpg)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编辑推荐：1.最好的扫盲书——“此书是对二战最好的扫盲书……”（豆瓣网友）2.“不一样”的二战史——采用纯军事的视角。客观公正，故能与众不同；论述精警，足以让人击节。3.珍贵影像资料——精心选配二战照片，再现二战史上关键时刻。4.兵学大家力作——首屈一指的兵学家钮先钟的力作，论述二战的经典作品。
钮先钟(1913－2004)，著名军事史学家、中西方战略研究学者，被誉为“蒋百里之后第一人”。一生著、译近百种，主要著作如《孙子三论》《西方战略思想史》等，译著有《西洋世界军事史》《战争艺术》等。生于江西九江，南京金陵大学理学士，曾任台湾《新生报》总编辑、军事译粹杂志社总编辑、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荣誉教授等职。
序言
第一篇 二战前期：英法等盟国的溃败
第一章 战争的起因
引言
远因与近因
一只看不见的手
希特勒的大战略
幕尼黑会议
直接导火线
结论
第二章 张伯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引言
30年代前期
慕尼黑前后
战争的爆发
疑问的解释
结论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关系
引言
德意同盟
德日同盟
英法同盟
美英同盟
基本战略决定
结论
第四章 1940年挪威战役的检讨
引言
战役的原因
计划的决定
战役的经过
战役的启示
结论
第五章 曼施泰因及其计划
引言
曼施奉因生平简介
西线的攻势计划
曼施泰因的意见
镰割计划的形成
第六章 分析与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失败的检讨
引言
经济
政治
国防
战略与政策
马其诺防线
动员制度
结论
第七章 希特勒为何未能击败英国
缺乏战争计划
封锁战略
地中海战略
海狮作战
最后机会的放弃
第二篇 二战后期：德意轴心的覆亡
第八章 1941年希特勒征俄失败的检讨
第九章 论1942年南俄战役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
第十一章 北非战役的分析
第十二章 从德国人的观点论诺曼底之战
第十三章 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分析
第十四章 诺曼底作战与法国南部作战的比较研究
第十五章 战略与后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第十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德陆军战力的比较
第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战争指导者
第三篇 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战与降
第十九章 日本为何发动太平洋战争
第二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基本战略的决定
第二十一章 珍珠港事件
第二十二章 中途岛会战评述
第二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为何不曾进攻台湾
第二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自从战争结束之后，有关此次大战的著作也就纷纷出现，而且历久不衰。概括言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争结束之后，首先出版的书以亲身参加战争的重要人物所写的回忆录最为畅销。尤其是名将对战争经验的叙述和感想更是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从学术研究的观点来看，这一类的著作既不能视之为信史，而且也缺乏较深入的分析。此即所谓的第一阶段。到了1970年代，许多较详细和较深入的著作开始问世，尤其是美英两国官方所编辑的战史更是具有权威性的记录。不过，这一类的著作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内容也相当琐碎，似乎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此即所谓的第二阶段。此后，世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也就逐渐减弱，但到90年代将近时，二次大战50周年之期即将来到，同时新的史料又不断发表，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研究和著作遂又出现新的高潮。此即所谓的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呈现出新趋势即历史学界浓厚的修正主义。此种趋势的形成，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1）各有关国家都已先后公开发表其战时的机密档案，遂使若干真相得以大白。（2）经过长时间的冷却，过去一切恩怨都已消失，于是也就能作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在此种新趋势导引之下，新的著作呈现出新的风貌，而使人们对于50年前的大战又能获得若干新的认知。
我个人不仅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在战后阶段，也一直不曾与战史的研究和译作脱节。我曾经编译过不少书籍，而且也写过不少论文。这本书就是由近年来所写的论文编辑而成。论文本虽各篇自成单元，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但经过编辑之后，此处所选择的二十四篇论文也就可以构成一个体系，并有其逻辑上的排列顺序。
全书分为三篇，每篇各有其特定范围：第一篇是以战争初期为范围，第二篇所包括的时段是以希特勒征俄之役为起点而直到其败亡为止。第三篇则专论太平洋战争。
我写这些论文并非以记述或评论为目的，主要目的即为回顾与省思。在四五十年之后来回顾过去，并作新的再思考，其所获得的印象和启示，当然会与当年所获得者有很大的差异。时间是一位非常公正的裁判，是非功过到现在都可能有新的认定。这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还值得省思的理由。
过去的战史著作往往重视个案而忽视全局，遂有见树不见林之弊。本书所选择的论文大致都具有宏观的视野，并把焦点放在大战略方面，所以若与其他的著作比较则有详其所略，而略其所详的特点。因此，对于某些疑问可以提供新的解释，对于某些现象可以作成新的整合。
50年的光阴一转眼就已过去，20世纪也已接近尾声。但世界是否即能从此步入和平的新环境则仍大有疑问。不过，诚如李德哈特所云：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这本书的出版若能有助于人们对战争的了解，则作者将深感欣慰。
钮先钟写于1995年农历除夕
版权页：
英国对于欧洲的传统政策即为设法维持欧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使任何强国都不能形成独霸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已被打倒，法国遂自然变成欧陆第一强国。所以，英国所采取的外交路线是一方面抑制法国，另一方面扶持德国，使二者之间形成新的平衡，并且都会接受英国的控制。而且不仅如此，英国还企图利用意大利来牵制德法两国。就理论而言，此种权力平衡的运作的确可以算是相当巧妙。但实际上，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功败垂成。
张伯伦宁愿与波兰结盟而不与苏联结盟，已见前述。他害怕英国若与苏联结盟，则可能会迫使中欧诸国有若干将倒向德国方面。在1939 年3 月的环境中，波兰或罗马尼亚与德国单独达成协议实在是一种合理的忧虑。假使德国不经一战即能吸收罗马尼亚，英国将面对若不默认就必须发动战争的难题。反而言之，假使英国与苏联结盟，而东欧国家转而向德国靠拢，则英国也就不会再有同盟国可以支持其消耗战略。更进一步说，苏联本为希特勒的传统大敌，英国若与苏联结盟，则可能激怒希特勒，使其提早向两方发动攻势，尤其是希特勒知道斯大林此时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对西方国家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
因为英国的目的只是围堵德国而非击败德国，所以给予波兰以保证实为合理的战略。要想发挥威慑作用则此种保证又必须在希特勒尚未有任何动作之前即先发布。至于在1939 年夏季和苏联的谈判则应视为一种备而不用的辅助威慑。有人指出，英国若与苏联结盟，则在军事上的确是比较有利，但这不仅为后见之明，而且也忽视了当时的事实:英国人并未假定战争无可避免，其目的仅为通过威慑以获致和平。不过，英国人的思考是只知利而不知害。他们似乎不会想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足以刺激希特勒与斯大林的最终互相勾结。他们也许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作了太高的估计，才会有此一失。
对于德国而言，也无任何不利甚至更为有利。战前德国有一个流行的笑话:“假使战争爆发，意大利最好能守中立，这样它也许可以牵制敌方10个师，假使它投入对方，则德国只要用5 个师就可以将其击败，但假如加入德国方面作战，则德国反而要用20 个师去保护它。”此项预言真是不幸而言中，假使意大利能守善意中立，则对德国的贡献将比参战远较巨大。巴尔干和地中海都可平静无事，于是德国也就可以专心去进行其决定性的作战。
1922 年，墨索里尼率领其党徒所组成的“黑衫”(Black Shirt)军向罗马进军，迫使国王和国会任命他为总理并实行独裁。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25 年，他的政权遂完全巩固，所有异己分子都已被清除。从此意大利都是在他统治之下，直到1943 年被推翻时为止。
平心而论，墨索里尼不失为一流的欧洲政客(Politician)，他这个人头脑灵活，机智善变，仪表出众，辩才无碍，文笔犀利，精通四国语言(英法德意)，擅长戏剧化的表演，对于群众有高度的煽动能力。但尽管有其一切的优点，墨索里尼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Statesman)，尤其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的私心极重而且崇尚虚荣。他不仅好大喜功而且有时也缺乏理智。尤其是缺乏贯彻其意志的决心和能力，所以遇事都是敷衍塞责，不了了之。这也正是意大利民族性的基本弱点。
在其执政期间，不能说是没有成就，文治武功均可称道。但不幸都是虚有其表，此种粉饰太平的政策对于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足以斲丧国家的元气。更坏的是他为了提高其个人威望，遂盲目地从事侵略冒险，结果不仅是浪费国力，而且愈陷愈深，终至不能自拔。不过作为一个独裁者，墨索里尼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仅凭内政方面的成就是不足以使人民感到满足，所以为了想使其政权能持久不毁，他只好以攘外为手段来达到安内的目的。
在德国人看来，意大利保持善意中立实在远比投入战争更为有利，尤其在法国已经崩溃之后更是如此。但希特勒既不能阻止墨索里尼参战，更不能阻止他一再闯祸，而且等到他无法收场时，又不能坐视不救。这对希特勒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但他还是一点办法没有，以至于吃了不少的亏。除了对足以直接影响征俄之役的巴尔干战役不拟在此论述以外，整个北非战役也都是墨索里尼的轻举妄动所引起。若非如此，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墨索里尼的狂妄无知固然应该责备，而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意大利的民族性。意大利人是样样事都不认真，他们从无紧急之感，说出口的话也可以不算数，对任何工作都不讲求效率。诚如德国凯赛林元帅所云:墨索里尼应了解战争并非儿戏，如果他不能激起其人民的战斗精神，则他根本不应轻率地投入此种决斗。
【隆美尔临去秋波】照隆美尔的想法，轴心军应该利用此时这种形势，立即集中兵力给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联军(也是两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支)先来一个迎头痛击。接着再回过头来阻击东面的第八军团，后者由于补给线的拉长，实力也一定已受相当减弱。这样的内线作战若能运用成功，则也许可以赢得一段时间，以便让在非洲的轴心军可以安全地全部撤回欧洲，至于非洲的沦陷早已成定局，最多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但此种想法却不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接受。他们还沉醉在不现实的梦幻中，一心只希望奇迹出现。所以隆美尔也就被公认为是失败主义者，同时又因为他过去屡建奇功，威名赫赫，于是也就受到许多人的妒忌，现在遂变成了大家鸣鼓而攻之的对象。在这个阶段中的隆美尔，真是有英雄末路之感，其处境之恶劣深值得同情。尤其是在突尼斯的阿尼姆更有后来居上之势，希特勒从欧洲调来的生力军，加上新式装备，包括从未使用过的“虎型”重战车在内，都是交给他指挥，而隆美尔指挥的部队不仅是疲兵久战，而且在补充和补给上也都不能获得优先。照理说，隆美尔官居元帅，在非洲的兵力应由他统一指挥，但事实上，两个军团完全是各自为政。
【丘吉尔】假使不谈细节，我们对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应如何作一总评？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英国战时领袖，最值得称赞的是他的灵感和决心，而不是他的智慧和才能。当德军的狂澜正在横扫西欧之际，若无丘吉尔挺身而出，领导英国人民奋斗到底，世界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而世界地图也必须重画。其血、泪、汗的号召到今天仍令人记忆犹新，1940 年对于丘吉尔和大英帝国的确是“最好的时刻”(Finest Hour)。
丘吉尔在战时对于军事计划作为和作战指挥，时常直接干涉，虽有时有助于战争的进展，但很不幸，有时反而形成一种障碍。所以，功过的确很难判定，不过有几点事实则又毫无疑问。他密切注意作战的进行，并不断地凭借其个人的威望和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来推动整个战争机器。他能够将其时间和精力的极大部分都花在战争的军事和外交方面……
【罗斯福】罗斯福也像丘吉尔一样，对于世界地理具有全球性的认知，但其对时代的认知则与丘吉尔完全相反。丘吉尔在心理上似乎还是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旧世界中，而罗斯福则把他的眼光向遥远的未来投射。他的思想的确具有前瞻导向，照一般人看来，好像近似幻想，而与现实脱节。因此，在风雨同舟时，罗丘二人能合作无阻，尤其是丘吉尔辈分和经验都较高，所以罗斯福对他更是言听计从。不过，到战争后期，双方意见就不那样一致，这当然又是双方国力和地位的差距日益增大之故。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一次必须彻底消除德国的威胁，此即“无条件投降”观念之由来。但对于战后和平的维护，则罗斯福另有高见。他主张由四位“警察”(美、英、苏、中)来共同负责。尽管英俄两国对于这种高调都表示怀疑，但罗斯福却从未放弃其理想。与过去许多传统都不相同，新的证据显示罗斯福对于美苏关系的观念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天真。1939 年他曾尝试劝诱斯大林与西方合作而不与希特勒勾结，但未获成功。从此他也就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很不容易应付的奸雄。在战时他之所以对苏联采取安抚政策，其原因有三点:(1)苏联的确牵制了德国的大部分兵力，若无苏联合作，联军不可能击败德国；(2)斯大林随时都有与希特勒重修旧好之可能；(3)美国在平时不可能保持巨大常备兵力，所以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必须有赖于苏联的合作。
【斯大林】1941 年6 月22 日，希特勒发动攻击使斯大林立即陷入危急的境地。斯大林在1937 － 1938 年间，为巩固其个人统治和预防军人反叛，曾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清洗。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和军中杰出人才都被一网打尽，难有幸免。能够躲过一劫的人真是少之又少。经过大清洗之后，苏联军事组织当然元气大伤，所留下来的将领大都是庸才，而且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作主张。
斯大林的暴行使其终于自食恶果。等到希特勒发动侵俄战役时，红军遂变得不堪一击。因为任何人都必须等候命令，而不敢发挥主动性，于是全军都陷入瘫痪状态，坐待德军的围歼。假使不是德军一再自犯错误，再加上天时地利的影响，则莫斯科的陷落应该是意料中事。不过，斯大林也像其他的战时领袖一样，具有相当坚强的意志。所以，即令莫斯科被德军攻占，他还是不会屈服，他会尽量利用俄国的广大空间和人力继续奋战。
◎精彩试读【第12章】从德国人的观点论诺曼底之战
【隆美尔视察西线】
1943年12月初，隆美尔率领一个由三军专家组成的小型幕僚，首先前往丹麦视察。为什么他奉命先往丹麦，其原因始终没有解释。他在丹麦获得若干经验，直到12月20日，他才开始对法国的视察。12月31日他向希特勒提出报告，这份报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献，值得详细引述和分析。
隆美尔首先说明其视察所获印象:“陆军对于强力的防御只是勉强胜任，空军及海军则非常脆弱。除主要港口以外，并无一致的防御计划，甚至在主要港口也并非一切必要措施都已执行。三军之间在许多细节上都缺乏足够的合作。对于在海岸防御中如何使用炮兵的原则也未达成协议，陆军主张将其布置在后方作间接射击，海军主张将其布置在海岸上作直接射击。步兵因为缺乏摩托化运输工具，所以丧失机动。无论在陆上或水中，布雷的工作都不够。几乎每一位指挥官对于其防区应如何防御都有其自己的观念，但并非能经常分清楚。”
隆美尔接着预测了联军入侵的地点和时间。在这一方面有两点特别有趣:(1)隆美尔最初的看法与其以后的看法并不一致；(2)隆美尔在此时特别重视一项未知因素，即已进入最后研制阶段的V武器(V-weapon)。首先应指出当时德国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很有分歧。OKW一向相信联军将越过多佛尔(Dover)海峡入侵欧洲。伦德施泰特总部则选择索姆河(Somme)两岸的滩头。隆美尔最初也大致同意此种看法，他说:“敌人的主攻可能是在布洛涅(Boulogne)与索姆河口之间的地区，并在加来(Calais)的两侧。因为在那里敌人有最佳的长程炮兵支持，最短的渡海距离，以及使用其空军的最有利条件。至于空降部队则极可能用来迅速占领我方长程导弹的发射基地。”
以后他接管海防后又根据实地考察，才终于认为塞纳湾(Seine Bight)即诺曼底地区最有为联军选中的可能。而他这种想法又恰好与希特勒的想法不谋而合。至于新武器也是他最关心的，他曾建议在联军登陆之前，先对英国南部海岸发射V-1武器以阻碍其行动。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后者希望等到其大量生产之后才使用，同时也认为V-1只能攻击像伦敦城那样巨大的目标。
至于时间方面，大多数德国人预期3月底以后，只要天气及其他条件适合，则联军都有入侵的可能。隆美尔则认为“敌军攻击时间很难确定，但他们将作最大努力赶在我方对英国发动长程攻击之前先动手。假使由于天气恶劣或海上条件不利而未能如此，则他们将会在我方长程战役开始时或不久之后发动攻击。因为我方对英国攻击愈久，其效果也愈大，而且必然会损伤英美两国部队的士气。所以在天气不利于登陆的时段开始时，发动我方的长程攻击，则有机会对敌人的入侵造成特别不利的条件”。以上所云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战略构想:用导弹的长程攻击迫使联军在不利条件之下匆忙发动两栖入侵，然后将其击败。很可惜此种构想未能付之实现，否则真不知鹿死谁手。
隆美尔报告中最精彩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即为其对于联军将如何进攻以及德军应如何防御的分析。对于前者他所作的研究判断如下:
1．登陆前先发动猛烈空中攻击，并用强大海军火力掩护部队登陆。敌方空降部队可能降落在主攻区内，以切断我方前线与后方之间的交通线。
2．我方现有海防极为单薄，当敌军在烟幕或黑暗掩蔽之下，从宽广的正面，乘坐千百艘登陆艇像狂潮一样涌向滩头时，我方浅薄防线不久就会被突破。
3．我方在海岸后方只有极少数预备队，绝无反击能力，所以敌军一登陆就会站稳脚跟。不久，防线上就会被敌方冲开一个大洞。
4．此时只有迅速调集作战预备队，始有希望将敌人驱逐下海。但敌方空中优势又足以妨碍一切大部队的运动。所以到此时，敌军登陆成功就似乎已既成事实。
在作了如此悲观的预测之后，隆美尔却又提出一个相当乐观的结论。他说只要能有适当的资源，并听从他的计划，则还是有击败联军的机会。简言之，隆美尔的防御计划可以分述如下:
1．应集中一切力量在海岸上把敌人击退，必须建立一个设防地带，从海岸线向内陆延伸，纵深达八九公里。在海岸上各师有两项任务:(1)守住海岸线不让敌军登陆；(2)守住设防地带，防止空降突击。
2．为减低敌方轰炸机和舰炮的毁灭威力，防区纵深必须扩大，并利用地雷以补人力之不足。根据北非作战经验，地雷对防御有极大的贡献。
3．当敌军尚在水面上或刚刚着陆时，即应予以迎头痛击，所以第一线火力必须尽量增强。当敌军还在水上时，防御问题也就比较简单，只要他们一上岸，其战斗力就会增加几倍。
4．一旦发现敌军攻击重点，预备队就必须立即投入第一线，以阻止敌军建立滩头阵地。所以，迅速实为成功的决定因素。空军必须倾全力来掩护预备队的行动。
隆美尔提出视察报告后，并自告奋勇向希特勒表示愿意负责最重要的防区，希特勒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将西线指挥系统改组，在伦德施泰特之下分设两个集团军。由隆美尔出任B集团军总司令，负责从荷兰到卢瓦尔河(Loire)之间的防区，他所指挥的兵力有:第七军团，布置在卢瓦尔河到奥恩河之间；第十五军团，布置在奥恩河到斯海尔德(Scheldt)河之间；以及第八十八军，布置在荷兰。另设G集团军负责法国西南部和南部的防务，总司令为布拉斯考维茨(von Blaskowitz)将军。至于西线装甲兵司令史维本柏格(von Schweppenburg)则受伦德施泰特指挥，也与隆美尔处于平等地位。照理说，在西线总揽全局的人应该还是伦德施泰特，但他老人家采取明哲保身的放任主义，所以隆美尔在其管区之内拥有相当巨大的自主权。不过他又像伦德施泰特一样，其权威受到很多的限制，他们都不能直接指挥海空军，而且未向OKW请示之前，也不得调动任何装甲师或其他的部队。更增加困难的是所谓“战斗区”(kampfgebiet)向内陆的深度不超过50公里，其他所有内陆地区都由在巴黎的军事总督管理，而后者又同时受OKW和伦德施泰特的指挥。
这样复杂的指挥结构根本就不合理，而一旦面临紧急情况时必然会发生脱节甚至瘫痪现象。隆美尔当然明了其任务的艰巨，但他仍然怀着相当坚定的自信去接受考验。
【隆美尔的设防】
隆美尔在1944年2月接管B集团军后，就立即开始照他自己的理想来加强海岸防御。其时除主要港区外，其余海岸线几乎是毫无防御可言。因为自伦德施泰特以下，德军大多数将领都认为海岸防线根本不可能阻止敌军登陆，此种思想影响部队的心态，所以对工事从来就不曾认真构筑。仅在隆美尔亲自督促之下，风气始为之一变。诚如其海军顾问鲁格(Friedrich Ruge)所云:“隆美尔以身作则，带来新的活力，部下都深受感动并信服其见解。”事实上，隆美尔的构想非常简单，即尽量强化海岸线的防御，使敌人不能在岸上立足，但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要贯彻此种简单构想，则必须付出足够的努力。
一般人也许会认为海岸线如此绵长，敌军到处都可登陆，所以处处设防非常困难。但此种说法并不正确，海岸线虽长，但敌人并非到处都可登陆，由于有许多条件的限制，敌人对于登陆地点所能占的选择也非常有限，所以防御者也无须处处设防。隆美尔一开始工作即以诺曼底为重心，但不幸，这个地区过去也正是比较不受重视的地区。他的防御计划可以概分为三点:(1)陆上防御；(2)水中防御；(3)反空降防御。现在就简述如次:
陆上防御
在陆上，用雷阵包围的据点构成一道大约四五公里宽(并未达到理想中的八到九公里)的防御地带，这也就是所谓“隆美尔地带”，其前沿即为海岸线。据点由步兵扼守，并由对空有良好掩蔽的炮兵阵地提供火力支援。最关键的就是地雷，隆美尔根据其在北非的经验，认为仅凭大量的地雷即可使素质较差的德国步兵对抗联军的登陆。
隆美尔对于布雷工作已作最大努力，但时间已太迟而未能发挥其预期的效果，主要障碍为地雷供应量不足，他的工兵虽利用重炮弹来制造代用地雷，但还是缓不应急。到1944年5月20日，在海岸地带已布雷400余万颗，但距理想目标2000万颗仍仅及1／5。
隆美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闪电战已不再有可能，有良好工事和现代化武器的步兵已能作坚强的防御，最主要的为必须增强步兵单位的火力，而不惜减少人力。但当时西线德军的装备实在太差。以第七军团而言，它有32种不同的武器，252种不同的弹药，其中有47种已不再生产，整个军团只有170门75战防炮和68门86高射炮。由此可以暗示德军的火力是不够强大。
水中防御
陆上防御带的纵深只有480公里，实在不够深，所以隆美尔只好把防线向海中延伸，也就是在水中设置障碍带。所谓“岸前障碍”(Fore-shore Obstacles)就是利用各种不同的障碍物构成一种“人工暗礁”(Artificial reefs)，以使敌方登陆艇在接近岸边时先在水中饱受损失。
隆美尔曾解释说:“水中障碍不仅可以阻止敌军逼近岸边，而且也可毁灭其登陆兵力和装备。最重要者即能在各种水位都有效。最近敌军的演习都是假想其炮火和炸弹能把岸前障碍扫除。但事实上，用火力扫除障碍非常困难。敌人必须用巨量弹药和长久时间始能勉强扫清某一地区的障碍，但这也会泄露其意图，使我方得知其攻击重点在何处，并先作准备和调集预备队。”
隆美尔准备在水中建立四道障碍带以适应各种不同潮汐情况。因为塞纳湾高低水位差超过6米，所以工程的进行相当困难。到联军入侵时，还只完成一半。但事后发现，联军登陆艇的损失大部分又都是水中障碍物所造成，足以证明其效力。
隆美尔还主张应用水雷来加强阻力，但令他非常遗憾者为海军不与他合作，未能在岸边浅水中布放大量水雷。当时德国海军已经研制了一种KMA(Coastal Mine A)水雷，专供沿岸浅水之用。所以问题并非缺乏水雷或布雷艇，而是指挥结构缺乏效率。事后证明若有较多的水雷配合，则水中防御所能产生的效果必将大增。
反空降防御
隆美尔也注意到敌方将以空降兵力来配合海岸登陆。他认为敌人可能企图在沿海地区获致广泛的立足点，伞兵到处都可降落，甚至整个空降师也可用滑翔机在后方着陆(当时尚无直升机，较重的装备必须用滑翔机载运)。空降(运)兵力除企图与海上入侵兵力会合外，还可能在后方到处扰乱，造成恐怖现象。
所以隆美尔指示:“最重要的工作即为使各地区对空降部队都有预防，应使敌方伞兵和滑翔机在降落时受到重大损失。所有各师都必须采取必要步骤来加强对空防御。”他还设计了一种对抗空降的障碍系统，那就是在较开阔地区每隔30米插下大约3米高的木桩，然后在大多数木桩上挂着法国所留下的旧炮弹，并在木桩之间用铁丝网连接。于是滑翔机只要一碰到就会引起爆炸。仅在D日之前几天，B集团军才领到100万颗旧炮弹，准备开始装设，但已经太迟，未能产生效果。
不过，隆美尔对于空降的威胁并不十分害怕。因为空降兵力毕竟有限，只要能阻止其与登陆兵力会合，即不足为大害；至于到处流窜的空降小型部队，虽能产生扰乱作用，但很快就会被消灭。
◎精彩试读【第24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分
【易毁性的评估】
面对着日益加紧的美军攻势，日本当局对于所面临的威胁又是如何评估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依照不同时段、不同背景和不同反应来分别加以解析。在这种解析过程中，可以像抽丝剥茧一样终于找到日本人决定投降的原因。首先要提出一项观念即所谓易毁性(Vulnerability)，就是指某种威胁对于某种目标所能构成的伤害程度。目标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平民，另一为军队，所以易毁性也可分为两类:一为平民易毁性，另一为军事易毁性。此处所谓军队仅指日本国内兵力而言，不包括其在海外残余兵力。易毁性的程度可分四级，即低级、中级、高级、最高级。当达到最高级时也意味着此种威胁已经达到无法抗拒的程度，于是受威胁者除投降外即无其他的选择。
其次，又必须说明战时日本的决策模式。概括言之，日本国家政策的决定权是操在三方面的手中，即内阁、军方和天皇。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是采取内阁制，但实际上，军人所享有的权力最大，至于天皇，通常都是保持超然立场，不过在紧要关头仍能发挥其影响力。
平民易毁性
1944 年6 月以前，日本社会从未受到外来的攻击，也许只有1942 年4 月杜立德所作的象征性空袭为惟一例外。1943 年10 月，日本政府命令都市地区疏散不必要的人口，民间却阳奉阴违，不予理会。从1944 年6 月到11 月，易毁性还是很低，在此阶段中，只有从四川起飞的B-29 曾对九州南部作过几次空袭，损失非常轻微。到1944 年11 月，B-29 开始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轰炸日本的工业区，于是平民的易毁性随之增高而达到中级的水平。
1945 年3 月之后，美国陆航军发动大规模燃烧攻击，使日本平民损失惨重，一切防护措施也都无能为力，于是易毁性升至高级的水平。在整个夏季，美军轰炸的范围日益扩大，架次数也日益增加，连较小的城市也难幸免。等到原子弹投下时，日本平民的易毁性已达到最高级的水平。原子弹的威胁最初并不显著，但若等到美国生产更多的武器，则整个日本所受毁灭将达到无限程度。
军事易毁性
1944 年6 月以前，日本人还根本不曾考虑本土设防问题。此时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防线尚未完全丧失功效，日本领袖们仍希望战争的延长和敌人损失的增高，有一天会使美国同意媾和，并容许日本保留其所占的地区。
自1944 年7 月开始，由于马里亚纳群岛的丧失，日本才感觉在军事方面已有威胁存在。马里亚纳是日本国防线上第一个沦陷的据点，而其剩余海军实力在该岛防御战中也大部分被毁。结果东条内阁遂因此而总辞职。日本人不能不承认失败，并且也不能不认为美军的入侵已是一种可能。同时，美国潜艇也使日本商船损失重大，使其无力应付长期战争的需要。
1945 年4 月，美军登陆冲绳岛，这是入侵日本的战略门户。此时一切原料的输入都已被切断，储积物资也已消耗殆尽。重要军需工业的产量已减少达50％。所谓军事易毁性已由低级升到中级。不过，日本军人虽已承认有入侵的危险，但仍相信日本有足够资源来作有效的防御，而在本土决战中，日军凭精神力量必能击败对手，此外，仍希望苏联能给予外交和军事上的援助。
1945 年6 月，军事易毁性已升到高级水平。冲绳岛已经沦陷，很快就会变成美军基地。日本与亚洲大陆的联系已完全切断，不可能抽调任何兵力回国，到7 月间，许多军需工业都将被迫停止生产。此外，苏联对于日本的求援也毫无反应。在此种情况之下，日本不得不承认在防务准备上已经遭遇严重困难。
尽管如此，日本陆军当局仍相信，最后胜利虽然已无可能，但日军重创美军的战略仍能成功。其参谋本部认为:“假使我军能在九州击败敌军或使其损失惨重，即足以使其认清日本军民的坚强战斗精神。果能如此，则可希望在比较有利条件之下结束战争。”
苏联陆军于8 月9 日入侵“满州”，把日本的军事易毁性立即升到最高级的水平。苏军迅速突破日军防线并向其后方深入。关东军一向被认为是日本的劲旅，这样的惨败使日本军方大感震惊。假使关东军都已这样不堪一击，则训练和装备远较恶劣的国内兵力，面对着实力甚至超越苏军的美军，又如何能有成功的希望？
【日本的决策过程】
面对着日益升高的易毁性水平，日本政府中的决策者所作的反应又是怎样呢？依照其紧急程度可分为四个阶段:(1)不考虑投降；(2)有限度的投降；(3)有条件的投降；(4)立即无条件投降。而不同的决策者所作的反应又有相当的差异，所以日本作成最后决定之前，曾经有一段复杂而困难的过程。现在分别概述如下:
文人
在当时的日本政治制度中，只有极少数的文人对战争政策能发挥影响力。这些文人中包括首相、外相以及若干元老重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首相。在此又必须指出，所谓文人者又包括退役大将在内(小矶和铃木)，而且他们都与军方有密切关系，否则，也根本不可能组阁或入阁，因此，他们对军人也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对抗势力。
首先要指明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对老百姓的死活并不十分关心。当美国飞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毁日益严重，平民易毁程度已由低级升至高级时，日本政府虽然表示重视人民所受的痛苦，但并未改变其绝对不考虑投降的立场。对比着说，他们对军事易毁性的升高却远较敏感。
日本在1944 年7 月以前，平民和军事两方面都还不感觉到有易毁性的存在，所以自然无人会主张投降。不过少数元老重臣，例如近卫(前首相)、木户(内府大臣)、重光(前外相)等人，在1942 年和1943 年即已对日本的军事状况表示忧虑；到1944 年春季，他们又开始认为日本不可能对美国赢得最后胜利。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还是支持战争，不敢公开反战。1944 年7 月马里亚纳失守之后，若干元老重臣要求东条辞职，到此时已有少数文人主张作有限度的投降。例如木户曾建议小矶新阁应考虑妥协，放弃海外占领地区，不过仍应保留“满州”。新外相重光葵建议通过苏联求和，但小矶首相则主张应先打一胜仗然后再谈和。
1945 年4 月，美军入侵冲绳岛，日本军事易毁性遂由低级升到中级。小矶内阁下台，取而代之的新政府为代表主和文人与主战军人的折中产品。铃木出任首相符合军人的愿望，而素以鸽派著称的东乡则出任外相。新政府的政策为:一方面准备国土保卫战；另一方面寻求在可接受条件之下达成和解的机会。东乡在木户与米内(海相)支持之下，主张以实质利益(包括割让“满州”在内)换取苏联的调停。铃木表示赞同，但他又附和军方的要求，认为应以获致苏联援助为主要目的，而不只是讨论投降条件。铃木之所以采取选择的立场是因为他相信日本还能继续作战达两三年之久。东乡则私下认为希望苏联给予援助完全是幻想。
到6 月，冲绳已经失守，与亚洲大陆的交通也已完全切断，文人们才开始接受有条件投降的观念。东乡获得铃木同意，派遣近卫以特使身份前往莫斯科。临行时，东乡告诉近卫，“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任何其他条件都可接受”。尽管如此，此种外交努力还是完全无效。7 月28 日，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宣言，足以显示直到此时，日本尚无意立即无条件投降。
最后，日本终于决定立即投降，其原因可能为8 月6 日第一颗原子弹落在广岛，接着在8 月9 日苏军进攻“满州”，这两个因素使日本平民和军事易毁性都升到最高点。知道广岛被炸的消息之后，东乡立即要求铃木召开最高战争指导紧急会议，并亲往皇宫向日皇陈述应立即无条件投降的理由。但军方代表拒绝出席，会议遂未能举行。铃木本人则到苏军8 月9 日发动攻击之后，始下决心。当他获知苏军势如破竹时曾这样说:“关东军会这样脆弱吗？那一切都完蛋了！”
天皇
在日本政治制度中，天皇虽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对于国事并不实际过问，对于政府中的争执最多只是一个中立的仲裁人而已。在1945 年2 月以前，日皇对于和战的问题可以说是置身事外。但在2 月日皇却开始与元老重臣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讨论战争情况和未来计划。有人指出情况严重，但无人建议投降，日皇也未作任何反应。到6 月8 日，日本内阁举行一次会议时，日皇仍完全同意本土决战的构想。
但在6 月20 日，日皇召见外相东乡时却明确指出，从军方的报告上看来，军事准备很难算是适当，所以应立即设法结束战争，不可再拖。6 月22 日，日皇又突然召集重要阁员会商，并公开宣称除陆军的战略以外，还应考虑其他结束战争的途径。7 月7 日他又向铃木表示应从速派遣特使前往苏联，这显然是接受了东乡和近卫的意见，同意有条件的投降。
广岛的原子弹使日皇立即作成其最后决定，根据木户的记录，日皇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向无可避免的命运低头，不管对于我个人的安全产生如何后果，都必须尽快结束战争，以免此种悲剧再重演。”日皇还命东乡去要求铃木立即做出终战安排。
从上述记录来看，已故的日皇裕仁实不失为一位有良心的君主，知道重视老百姓的生命，比起那些政客和军阀真是高明得太多了。
军人
在日本的决策过程中，军人所享有的权力最大，而陆军又比海军远占优势。在陆军中，从陆军大臣阿南和参谋总长梅津开始，全军上下几乎无人不主张奋战到底。海军内部则意见比较分歧。譬如说海军大臣米内属于主和派，而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则属于主战派，由于内部分裂，而且日本的国防一向维持陆主海从的原则，所以，海军并不能对陆军构成重大的反对势力。
直到1945 年6 月，陆军仍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投降，但在冲绳沦陷后态度开始软化，愿意考虑有限度的投降，不过陆相阿南仍大言不惭地说:“日本仍保有其所征服土地的大部分，并未战败，和约条件必须反映此种事实。”不过据东乡和丰田在战后接受讯问时所云:“如果波茨坦宣言能附加某些条件，则在7 月底，陆军(包括阿南和梅津)将不会反对接受。”
原子弹对于陆军几乎不曾产生任何影响作用，军方甚至故意隐瞒真相，否认在广岛所用的是一种新武器。直到8 月10 日，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之后，才肯公开承认此种事实，此时日本政府也早已作成投降决定。
苏军在“满州”发动攻击，使日本军事易毁性升到最高水平，日本陆军始相信其最后希望已为泡影。8 月8 日，陆相借故拒绝出席铃木因讨论广岛原子轰炸而召开的内阁会议并使会议流产。但次日，在苏军入侵之后(在长崎轰炸之前)，陆军同意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特别会议。当会议进行之际，长崎落下第二颗原子弹的消息也已传来。
即令到此时，阿南、梅津、丰田等仍坚持必须符合某些条件，日本始可投降。最后还是由于日皇亲自裁决，在8 月9 日到10 日之间的午夜作成无条件投降的决定。10 日上午4 时，日本政府正式通知美国，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一切要求，但仍附带一个惟一的条件，即希望维持天皇制度不变，美国政府乃于8 月14 日同意接受。于是在8 月15 日正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诏书由其本人亲自向全国广播，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论】
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明白地显出日本对投降的决定是经过长久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易毁性的认知与决策者的心态具有密切关系，现在将此种关系用表解方式来加以综述。
从表中所列过程看来，军事易毁性在日本领袖人物认知中所占的地位比平民易毁性远较重要，换言之，他们对于军事易毁性的升高都相当敏感，而对老百姓的死活则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文人的态度一共有三次改变:当军事易毁性由低级升到中级，再由中级升到高级时，都引起其态度上的改变，由不考虑投降问题，到考虑有限度投降，再进而考虑有条件投降。但当平民易毁性早已升至高级时，他们仍然无动于衷，仅当原子弹投下将其升到最高级时，才有一部分人受到影响而要求立即投降。日皇的态度有两次改变，第一次是受到军事易毁性由中级升到高级的影响，第二次才是由于原子弹的震撼。至于军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受平民易毁性的影响，其改变都是军事易毁性升高之故。而且仅当军事易毁性已升到高级时，军人才肯考虑有限度的投降，即仅限于放弃若干占领地区。
日本终于自愿投降之主因是由于美国有能力使其军事易毁性升到极高点，于是也就使其领袖们不得不承认本土防卫计划已绝无成功的希望。此种能力是多方面的，换言之，导致胜利的因素很多，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一特定因素。
太平洋战争本是一场海洋战争，也就是两个海权之间的斗争。就迫使日本投降的能力而言，海权的最大贡献即为封锁，而主要的工具则为潜艇。若非受到严密的封锁，则日本的抵抗力不会减弱，其防御计划也可能有成功希望。有人认为仅凭封锁即能致日本于死地，就纯理论而言，此种观念固然言之成理，但实际上，战争将会继续延长，不知到何时始能胜利结束。从表面上来看，战略轰炸的效力似乎是最为可怕，而且也的确对日本社会造成极大的损毁。但实际上，恐怖轰炸并不能迅速升高日本的军事易毁性，所以对于日本决策者，尤其是军人，其影响效力远不如杜黑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巨大。美国的战略制空权的确具有强大的威力，但在使用方法上颇欠思考。其不仅滥杀无辜，有违人道，而且轰炸工业区也毫无意义，因为海上的封锁早已切断日本原料来源，使其工业大都已停止生产，轰炸只不过是毁灭那些闲置的设施而已。
美国陆航军根本不了解日本的真正弱点在哪里。对工业的精密轰炸，对平民的燃烧攻击都不能击中要害，因为日本的主要弱点不是其工业设施，也不是其平民的“士气”(morale)，而是其必须从海外输入的生产原料。一旦原料来源被完全切断，对其工业和人口的攻击，即无异于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反而言之，海军封锁之所以如此有效，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击中要害。
因此，陆航军若也能打击上述要害，则其贡献将会远较重大，其可以采取的手段即为封锁重要航线实施空中布雷(aerial mining)。实际上，空投水雷是一种效力比潜艇还高的武器。根据统计，在战争最后4 个月内，水雷所击沉的船只占总吨数的50％。假使美国的B-29 能在1944 年即开始利用中国内地为基地来空投水雷，则年底前也许即能切断日本的一切输入，甚至能使日本军事力量的崩溃提早半年。
美国陆军虽不曾依照计划入侵日本，但此种威胁的确实存在又为迫使日本自愿投降的主因之一。否则，仅凭陆航军的压力，还是不易使冥顽不灵的日本军阀放弃其负隅顽抗的决心。不过，美国政府似乎并不了解日本军人的心态，否则，他应该加速形成入侵的威胁，则战争可能因此而提前结束。1944 年10 月莱特湾之战(Battle of Leyte Gulf)将日本海军完全毁灭之后，美军即应直扑冲绳岛，而不应再浪费时间在吕宋岛和硫黄岛登陆，这样也许在1945 年1 月即能入侵冲绳，并且至少可以少牺牲几千人的生命。
现在就要谈到最后两个因素，即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对于美国应否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在战后曾引起很多的争论，但本文所要分析的只限于一点，即对于日本的投降决策，原子弹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作用。就战略轰炸本身而言，原子弹使用与否，对于毁灭程度所构成的差异固属有限，但又不应因此低估其所产生的心理效果。至少在日本领导阶层中的文人和天皇都已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尤以日皇本人为甚。
苏军的进攻“满州”正是寓言中所形容的压断骆驼背脊的最后一根稻草(last straw)。即令苏联不参战，日本也还是投降，换言之，真正压垮骆驼的并非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全部的载重。不过，关东军若不迅速崩溃，则日本军阀也不会立即认输，所以苏军的行动在心理上产生的刺激还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的参战又与广岛的原子弹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斯大林虽早已承诺结束欧战之后即加入对日本的战争，但他却一直心存观望并未迅速行动，其原因是希望坐山观虎斗，让日本去消耗美国的实力，而使苏联坐收其利。当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之后，斯大林就感觉到局势已开始急转直下，若不迅速投入战争，将可能会丧失分享胜果的机会，所以才在8 月9 日发动攻击，而这也构成最后一击。
就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的全部过程来加以观察，所能发现的首要事实即为决策者的认知远比事实的真相重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最后终于败亡，也许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但日本之所以会在1945 年8 月10 日做出投降的最后决定，则又可以从其决策者的认知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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