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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20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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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基本信息·出版社:巴蜀书社
·ISBN:7806595295
·条形码:9787806595299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Pages Per Sheet
·丛书名: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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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是个较新的研究领域。虽然海峡两岸已有不少学者涉入其中,但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是远远不足的。儒、释、道三元共轭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被看作应甩掉、应破除的包袱,而不是应珍惜、应利用的资源。这是令人十分痛惜的。而早在20世纪前半叶,太虚就认识到传统文化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作用。1935年,太虚在《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中曾批评国人“未尝洞观现代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根本,选中国固有文化要素以建立中国民族的生命,选各国现行文化要素以资养中国民族的生命,徒为扮饰的、翻掘的以益斫丧中国民族的生命也。……不知无现代科学工业生产力而欲建立现代的军备,无现代意识组织国民力而欲成功现代的政制,犹欲令羸弱的、瘫痪的病人跳高竞走,徒速其颠蹶耳!此为中国近年显然的现状。借观日本,既益发扬其固有的、受之中国的武士道和儒佛文化,以成长为特殊的民族意识,复根本的、尽量的吸习科学以造成现代的工业生产力和组织的军政力;其一失一得、一败一兴之几,不甚了然耶!”充分认识到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太虚,对于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可说是有着自觉的意识。故在其著作及讲演中,经常提到“现代中国佛教”、“现代的中国僧制”、“现代僧教育”等字眼。
然而,中国佛教并未因有太虚等先觉者的孤明先发而踏上现代化发展的坦途。究其原因,除了佛教在中国两千年发展过程中血脉中渗透了封建影响外;许多国人简单地视宗教为“反理性”或“非理性”的,也使佛教的发展停滞乃至惨遭劫难,遑论在现代化道路上顺利进展!
“理性”是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核心。若不能在此核心层面与社会现代化进程接合,佛教就难逃在现代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命运。自身不能成为现代化的佛教,也就不能有效地为社会现代化进程发挥支持乃至引领的作用。
研究太虚佛教现代化思想的著作已经有不少了。罗同兵博士这篇论文的价值,便在于它是紧紧围绕佛教理性化展开的。论文依佛教传统“教”、“理”、“行”、“果”之分,分别以专章从教典、教理、教制、净土、密宗等方面,考察太虚在民国时期“僧俗之诤”、“显密之诤”、“移植与融摄之诤”、“起信唯识之诤”等争论中的思想,研究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论文指出,教典抉择,实为太虚对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解决。太虚认为考证当服务于信仰,根本应以行来验证知。中国佛教直依根本智、宗在离言不思议法界,不为“依因明比量智解为宗”所限,故不能拘泥于印度所传“主智”之空、有二宗而予否认。太虚维护中国传统佛教所宗《起信》《楞严》及台、贤的神圣性,既基于他“本佛”的立场,也是基于人生佛教价值理性的必然选择。教理抉择中,太虚依缘起理判摄佛法,建立起人生佛教宗本“圆
觉”的理论根据,从形上意义的“理性”亦即世界本具之道的角度确立了人生佛教的根据。教制抉择中,太虚以僧为佛法理性的制度体现,欲改革因家族化而窳败的中国僧制,故反对以居士僧团或锡兰僧制取代中国传统僧团。他维护出家僧团禁欲伦理的超然地位,而将在家人统摄为与之一贯之次第,企图建立起超越血缘纽带的人伦理性。所倡“人生正行即是菩萨法门”,达到世出世伦理的高度统一。净土抉择中,太虚提倡净土是广大而为“五乘共庇”的大乘行门。他以“唯识之净土”释往生之理;以“唯心净土”倡净化人间;因慈氏学理性、入世,普摄佛法,而归宗旨在实现人间净土的“弥勒净土”。这是高悬佛教的价值理性之目标。密教抉择中,太虚融通显密,并对东密、藏密作理性化的批判,是对以咒术为特征的适应天乘的教派“祛魅”,使成人生佛教之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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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论
第一章 人生佛教: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改革
第一节 “应导现代人心正思”
第二节 近世中国佛教的衰败
第三节 太虚佛教改革思想的提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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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以上可谓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所致的恶果。至于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的斗争方面,太虚则认为“陋儒”的压迫使佛教局于‘方外”。他说:“中国晚唐以来,达人虽众,陋儒亦多,每肆狂言辟佛,阴盗阳憎,心奉口违。故考民俗风习,虽皆信行佛教,而多不居为佛教徒,唯任出家二众僧尼游乎方外,若存若亡,鲜在家众持续传守,且时或凌折之。故我佛声光虽尝大振乎隋唐,浸衰者远,沦替及兹,已成千钧一发之势。”
太虚对他那时代的中国佛教的全面衰败有着痛切的认识。在教理方面,中国佛教大概变质得只剩“迷信”与“玄谈”了。“中国佛教唐以后为畸形发展,一方则下逗愚民为神道之设教,一方则上适高哲为圆顿之玄谈,而无常智常德之讲求修践,致今下者为世诟病为迷信,上者若台、贤、禅、净等亦流为空疏虚渺之僻习,且已无旧宗门之可循求哉!”
从宗教实践方面来看,太虚所赞叹的中国佛教的“重行”的特质,也发展到极端而演成一种弊病。“中国佛教特重禅观为正统,要恢复振兴,必须重修禅观。可是越到后来越简单了,仅看一句话头,这样门庭愈狭小、愈孤陋寡闻,便成一种空腹高心,一无所知的人,不但不达禅宗,而且也完全荒废了教律,以致成为现在这样的衰颓现象!实际上,连实行的净土,也愈简易愈陋劣而成空壳了!”这样简易陋劣“重行”,已经失去中国佛教佛本论之“博综”的特长:“最初的佛本论,不但重行,而且能宗经博教,教证本末都很圆满健全。后来的禅净,承这个重行之绪,走到极端,专重要行而舍去了经律,孤陋寡闻而致佛教衰落。”
并且,中国佛教末流所重的“行”亦是偏于“自修自了”的:“我国的佛徒——包括出家在家的四众——都是偏向于自修自了,大乘的经论,虽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扬,但所提倡所弘扬的也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门。这种说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现象,在中国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众的参禅念佛者,固然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众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倾向。他们都以为学了佛就什么不要做,什么事都心存消极不愿意干,更有很多人以为学佛作‘了此残生’的尾闾。他们都说把国家社会家庭一切的俗务都舍下,才可以人佛修行。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已经深印在每个国民的心坎中。这种错觉是复兴佛教的障碍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义。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所说的虽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小乘行。”在太虚看来:“中国佛教衰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大的病源则为空谈大乘,不重实行,行为与教理完全脱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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