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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迪我与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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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迪我与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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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页码：416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5月
·ISBN：9787534753404
·条形码：978753475340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大象学术书坊
内容简介 《庞迪我与中国》讲述了：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互交流和共同进步。中西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来没有未中断，近年来更趋活跃，形势不断丰富。双方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活动。不久以前，互办中国文化周和西班牙年，分别向两国人民展示了精彩纷呈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西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在广泛进行，在中国学习的西班牙学生有近千名，中国有16所大学开设西班牙语教学。2005年两国还举办了中西大学校长论坛。2006年塞万提斯学院在北京开设分院，成为促进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希望两国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携手努力，不断密切两国文化交流，为中西友好世代相传做出新的贡献。
编辑推荐 《庞迪我与中国》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目录 前言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孔萨雷斯?布依
序
第一章 庞迪我的东方之梦
一、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与耶稣会的建立
二、庞迪我的东方之梦
三、1597年庞迪我到达澳门：兼论东方传教运动中的民族问题
第二章 从南京到北京
一、南京：庞迪我与利玛窦相会
二、循运河北上
三、逃出马堂的魔掌
第三章 “觐见”万历皇帝
一、京城献宝
二、“觐见”万历皇帝
三、揭开紫禁城的面纱
第四章 耶稣会“适应”策略的形成与发展
一、“适应”策略：对西方传教士在美洲大陆推行军事传教路线的经验总结和反思
二、沙勿略与耶稣会“适应”策略的形成与发展
第五章 庞迪我与中国
一、庞迪我的中国观
二、庞迪我：融人中国社会的“西儒”
三、与庞迪我交往的中国士大夫：兼论晚明中国社会的特点
第六章 庞迪我与利玛窦：再论东方传教运动中的民族问题
第七章 庞迪我与龙华民：利玛窦继承人的艰难选择
第八章 庞迪我的在华宣教活动
一、庞迪我在北方的传教活动
二、震惊世界之举：庞迪我为利玛窦申请墓地获得成功
第九章 从“适应”策略到“礼仪之争”
第十章 庞迪我与“适应”策略的实施
一、从《七克》到《天主实义续篇》：庞迪我为推行“适应”策略做出的新努力（上）
二、庞迪我积极参与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庞迪我为推行“适应”策略做出的新努力（下）
第十一章 庞迪我与“南京教案”
一、“南京教案”的起因
二、“南京教案”始末：兼论庞迪我所著《具揭》
第十二章 庞迪我：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
一、打开加强东西方两个世界相互了解的窗口
二、庞迪我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方面的贡献
三、庞迪我在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学、哲学和语言学双向交流方面的中介作用
四、对庞迪我在华参加科学实践活动的历史评价
后记
附录
一、庞迪我年表
二、主要外国人名译名表
三、参考书目
……
序言 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第二部中曾谈到，中国的大皇帝是如何希望在北京建立一所“西班牙学院”。而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如今已经成为现实，这所“西班牙学院”即是2006年7月成立的北京塞万提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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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美丽但并不孤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其文化、哲学和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魅力，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西班牙的作家们，使他们关注并进而研究中国。历史上，从16世纪中叶直至18世纪以前的大约150年间，西班牙在整个西方的汉学研究中曾起到重要的先驱作用，并使西班牙成为那一时代欧洲主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西班牙上述研究汉学的传统没能发扬光大，以至于在其后的200年间西班牙的汉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竟为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直至张铠教授写出《庞迪我与中国》一书以后，人们才开始对庞迪我的生平和业绩重新做出评价。在汉语的教学上，也停步不前。我记得，当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西班牙开始学习中文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很遥远的、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在80年代初期，也只有两所官方语言学校在教授中文。
现在终于到了“回到”中国的时代。所谓回到中国，我的意思是，有许多共同的纽带将我们与中国连结在一起，其中包括我们使用着地球上广泛使用的两种语言，而且两国学习对方语言的热潮正浓：
在中国，与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美洲关系的发展，催生了中国对西语人才的需求。近五年中国教授西语的大学从25所增至近50所。
在西班牙，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成立了4所孔子学院，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在马德里将会设立中国文化中心。
文摘 如：在前一个地区（天山或罗马东部）发生战争，后一个地区（潘诺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或多瑙河下游及莱茵河）也发生战争；前一个地区没有战事，后一个地区也平静安宁。这足以说明亚洲的战争与欧洲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亚洲的战争和欧洲的蛮族入侵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件，这一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说明了历史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规律，而这一规律迄今未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它扩展了历史研究工作的视界。
结果证明，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即便得出蛮族入侵是由中国西域和罗马东境的战争诱发而起这一肯定的结论，也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可以就此结束。相反，这恰恰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如何去解释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但是，正如以前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论述缺乏精确性，也没有明确的中心。此外，既然原始记载中的事件是战争，那么也就必须从这些战争所造成的影响的某些特征之中去寻找对当时环境条件的解释。
在早先发生在亚洲的有确切记载的事件中，曾有40次引起了欧洲的重大反响，此前没有一次引起如此的结果。可见蛮夷的入侵无疑是天山或罗马东方战争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各对抗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的生存和冲突之中，特别是当这些民族的冲突导致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中断的情况下爆发的。当中国发动对蒙古的战争或与西域诸国的战争时，当罗马入侵帕西亚和亚美尼亚时，敌对情绪遂代替了民族的交往。无论这种越过国境的往来建立得多么成功，要弄清远东或近东的战争与欧洲蛮夷起义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透彻了解人们的某些正常活动。这种活动十分敏感地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一爆发，交往关系立即中断；一旦和平得以恢复，关系也随之重新建立。而应和这种环境和条件的人类活动和交往关系正是通商贸易。
中国人与塔里木地区诸国、并通过他们及其他中介国家与叙利亚形成的贸易关系是举世瞩目的。同样，正如本书所讨论的那样，当塔里木的商路上发生战争时，在帕西亚，在亚美尼亚或叙利亚边境地区也发生了动乱。显然，塔里木地区的战争阻断了丝路的交通，进而引起丝路沿线直至幼发拉底河流域各地的敌对行动。
后记 在前言中，笔者曾谈到所以要奋力写作《庞迪我与中国》一书的原因。而该著作的最终完成，我却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宽松与温馨的学术环境为我完成庞迪我研究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西班牙外交部为我创造了前往该国进行学术考察的机会，使我终于接触到一些有关庞迪我生平与业绩的宝贵资料，而且正是这些资料，使庞迪我的历史形象变得更为清晰和丰满起来。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孙家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琦、中国军事博物馆的李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熊建成、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黄一农以及西班牙国立图书馆的玛利阿诺?阿尔比略斯?费尔南迪兹（Mariano.Albillos Femandiz）、托莱多主教苏阿莱斯-德尔比亚尔（Suares del Villar）、巴尔德莫罗本堂神甫赫苏斯?埃雷罗（Jesus Herrero）、托莱多传教省档案馆的何塞?托雷斯（Jose TorTes）、西班牙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梅塞德斯?巴劳（Mercedes。Palau）、台湾大学的鲍晓鸥（Jose EugenioBorao），尤其是西班牙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易玛（Inma Gonzalez Puy）小姐，他们或给我提供了有关的研究信息和资料，或给我以宝贵而又切实的帮助。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我没有写在这里，但当他们读到《庞迪我与中国》这部著作时，他们会感到他们正是我要真诚地感谢的人。
《庞迪我与中国》一书是由西班牙政府资助，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同时出版的。西班牙驻华大使胡安?莱尼亚（Juan Lefla）先生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使先生还为《庞迪我与中国》一书写了序言，使该书得以增辉，这是我们深为感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