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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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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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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码：433 页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ISBN：7010072906
·条形码：9787010072906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内容简介：彭德怀在“软禁”中写下了一批回忆资料，交给侄女彭梅魁保存。他坚信：“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面对“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中国人民勇敢地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老帅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根据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翔实、生动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活动。
作者简介 薛庆超，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秘书，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学术处处长，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主任助理，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评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联络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共产党历史”课题组联络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课题组联络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兼职教授，个人主要著作有：《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荣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党80周年重点图书，《革故与鼎新——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历史的选择》，《中国改革的前奏》，合著主要著作有：《中国革命史》合著，大学教材，《中国现代史简编》合著，大学教材，《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合著，全国公安系统教材，《解放战争图志》合著，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等奖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合著，荣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重点图书，个人撰写的理论小册子主要有：《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牢记历史开创未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历史壮举伟大精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目录 逆水行舟
1. “所谓‘毛派’的头子”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文革”的全面爆发
4. 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和升级
5. 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
6.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7. 邓小平复出始末
8. “人才难得”
9. 挫败江青集团的“组阁”阴谋
10. “三项指示为纲”
11. “评《水浒》”风波
砥柱中流
1. “反击右派翻案风”
2. 不断升级的错误批判
3. “天安门事件”
4. “你办事，我放心”
5. 粉碎“四人帮”
6. “两个凡是”
7. 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8. 真理标准大讨论
9. 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拨乱反正
1. “抓纲治国”
2. 转折的前奏
3.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4. 为习仲勋，彭德怀翻案
5. 复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6. 全面调整社会关系
7. 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8.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9. 拨乱反正，重铸辉煌
跋
……
序言 “长期积累，厚积薄发。”这大概是史学研究的唯一办法。研究问题非一日之功，著述立说更是需要长期积累。
我认为，牛顿通过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地球万有引力定理”，决不是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长期潜心研究、深入思考、终日琢磨的结果。只有这样，也只有下了这样的工夫，才能达到“铁棒磨成针”的效果，才会在看到“苹果落地”的自然现象时，触动灵机，得到启发，产生灵感，豁然感悟，头脑中在瞬间进发出思想火花。于是，长期的研究转化、升化、上升为一个“质”的“飞跃”，长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同样，瓦特从“壶盖为什么会跳动”到发明“蒸汽机”也有一个漫长的、艰辛的反复思考、反复研究、反复实验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之功。
几十年来，我把全部业余时间、节假日、晚上和早上都用来读书、研究和写作。因此，发表了一些党史文章、出版了一些党史著作。所以，每当听到有的同志和朋友问道“你怎么发表了那么多研究成果”时，我总是说：你们只是看到了农民在获得丰收时的喜悦，哪里知道农民为了丰收——开荒、耕地、选种、播种、育种、施肥、除草、灭虫、灌溉、抗旱、排涝……从播种到收获而付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劳动呵！
假如把古人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改为“谁知书中文，字字皆辛苦”，倒也是极为贴切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出版一本书，可能只需若干个月。但是从选题、研究、思考、写作到成为书稿，再从书稿反复修改以后成为正式印刷品，其间却是需要付出几十年的心血和辛劳的。
这部著作也是如此。
参加本书资料搜集工作的还有：薛志超、薛梅芳、李景林、李鹏、薛玲、王金多、王鹏飞、马静、薛庆芳、杨国和。
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出版社。《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这个选题的立项和确定，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借此机会，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7年6月
文摘 1.“所谓‘毛派’的头子”
“文革”时期，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一封来信上批示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婚变”。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错误开展“党内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讲道：“我是‘三落三起’”
一位名叫乌利·弗朗茨的德国人也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革命的道路是不会像涅瓦大道一样笔直平坦的。
人生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有志于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们，首先要作好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经受考验的准备。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一落一起”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并一直延续到红军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31年夏天，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对于在瑞金期间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
195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军民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被中共江西省委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不久，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自从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