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页码：450 页 ·出版日期：2002年04月 ·ISBN：7806473440 ·条形码：9787806473443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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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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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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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页码：450 页
·出版日期：2002年04月
·ISBN：7806473440
·条形码：9787806473443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0开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对晚清思想史研究此一课题的兴趣，始于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书之时，当时萧权老实正在研究康有为思想，我受他的影响，即以康有为之前的变法思想家为博士论文写作的题材。
媒体推荐 自序
我对晚清思想史研究此一课题的兴趣，始于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书之时，当时萧公权老师正在研究康有为思想，我受他的影响，即以康有为之前的变法思想家为博士
论文写作的题材。我选择了十几个人物，包括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蘸福成、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陈炽、陈钆、汤震、严复、张之洞等作为研究的对象。
我根据这些研究，写了一系列中文论文，探讨晚清变法思想的性质与演变，以及有关戊戌变法的一些课题。这一系列文字，合为本书的上卷。
萧公权先生于1981年去世后，我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之约，编印《萧公权先生全集》，并将其英文专著译为《康有为思想研究》，得以逐字逐句地细读深思，获益良多，对康有为的整体思想有较深层的了解。萧作实为诸家论康之作中的上乘之作。我之所以写《康有为》一小册，全因亡友傅伟勋教授的督促，编入其“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中。我虽尽量不炒冷饭，详人之所略，略人之已详，但基本上未出萧先生的议论之外，我谨将此册收入本书的中卷。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中美之间学术渠道畅通，并建立了中美学术交流会的组织。我于1981年的夏天至1982年的春季，得到该组织的资助，以章太炎研究为题，在中国大陆作了八
个月的研究与旅行。我带了一货柜的书回到维州山居，开始写有关章太炎的文字。我于1986年赴杭州参加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已完成英文初稿。这本稿子于198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SearchforModem Nationalism：Z~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我久读康有为和章太炎的著作，渐感此两人之异，诸如经今古文、变法与革命皆非主要，而主要是两人的思想呈现迥然不同的趋向。康氏的文化观是单元的，见诸《大同书》；而章氏的文化观是多元的，见诸《齐物论释》。我写了《康章合论》畅论两氏的异同，今收入本书的下卷。
岁月匆匆，书窗生涯，不觉年过六旬，回首半世纪以来，读书的甘苦，点滴在心头，更感念几位良师益友的教导与启发。我对文史的兴趣开始得很早，少年时家居高雄，来了不少自大陆来台的安徽老乡，其中有一骨瘦如柴的年轻人，来台时只带了一张行军床和一幅祝枝山长卷。他的言谈与众不同，引起我的注意。原来他是前清翰林徐承尧的弟子、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后人，姓吴名博全。他教我读诗，作诗。我当年只有十岁，两人成了忘年交。他后来去了嘉义，又转往台北，历任报馆的编辑、主编、总编。他临别送了我一本赵松雪的书画帖，并在封面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曰：“兴安书道本堂皇，二百年前有二汪；荣祖谊承先世业，便当勤研十三行”，对我勉励有加。我在台大读书时还常去找他，最后一次见面是1979年的夏天，在他《联合报》大楼的办公室里，聚谈甚欢，然并未尽情畅言，总以为来日方长。不意他虽克服了癌症，却忽然中风而亡。他为我开启了中国文史之学的天地。因经史旧学已不可能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获致，惟有靠旧学有根底的人引导，而此种机缘却是十分偶然的。
我在初中时就对历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所以考大学时并无选择科系的难题，困难的是社会风气已趋实用，男生多少都承受要报考“有出路学系”的压力，即使家父的美国朋友也问，若读历史系，“何以谋生(How t0 make living)”?我因兴趣浓厚，家境尚裕，不顾将来的稻粱谋，于1957年的秋天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当年台大历史系号称名师云集，有不少来自北大、清华以及南京中央大学的知名历史学者，然并非都是第一流，许多顶尖史家如二陈，如顾颉刚，如雷海宗，如郑天挺等，皆未入台。然而名教授并不一定会培养学生。如果仅仅在教室中宣讲，效果并不很好。最苦恼的是，没有什么书可读，洋文书太贵买不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版的文史佳著，大都成为禁书，不准看，而只剩下古籍。然而古籍不是线装就是线装的翻印本，全无标点，读之维艰。我虽在中学时就曾读过“四史”，但囫囵吞枣未求甚解。幸而得到一位救星，他是台大历史系最老的一位教授，姓徐，名光，字子明，江苏宜兴人。他家学渊源，四岁开始读“四书五经”，于旧学有极深的造诣。南洋公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德，获海德堡大学西洋中古史博士学位，亦深通西学，1915年返国在北大教书。但他反对破坏中国传统，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健将为仇雠，因转赴南京中大。抗战胜利后，又自中大转往台大，而台大仍是“胡适派”天下，因出版《胡祸丛谈》一书，而遭到排挤与孤立。徐先生挽澜无效，惟有教一些年轻人“识字”(读通古籍)为职志。但当时同学们视徐老先生为“顽固派”，避而远之不选他的课，我因而成为徐老先生的“知音”，也成为他以救世之心教导的受惠者。我今日能读古籍，写些尚称清通的文言，皆徐子明先生之赐也。
……
目录 卷上晚清变法思想研究
1晚清变法思想析论
2轮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
3王韬变法思想论纲
4严复新论
5严复的翻译
......
卷中康有为研究
卷下康章合论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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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处此巨变，而清之吏治已坏，贪污、舞弊、欺瞒、敲诈，久已成风。政治腐败与官吏贪墨迫使已穷困之民走险。乾隆驾崩未及一年，白莲教之乱已起；数载后，闽浙沿海海寇以及内陆之苗族，亦相继作乱。当白莲教之乱兴，章学诚(1738～1801)已观察到贪墨与作乱之因果关系，与夫官逼民为匪的事实。章氏所关心者为帝国之安定，虽未提出有效吏治的具体方案，然明确指出吏治败坏之现象，以及此一现象与社会动乱之密切关系。日后清国吏治日坏，动乱益深，更证章氏所言之不虚。
旧秩序之日渐衰败，以及由衰败而引起的政治、社会、经济诸问题，未即产生如马丁(Afred von Martin)氏所谓之“新动力”(new dynamic)。然无可否认，某些新因素已在旧传统中滋长，尤可注意者为对理学之批评以及对实用之学的重视。二者皆倾向于儒家之“道问学”与“功利主义”的传统。嘉道之衰微，令有识之士警惕明季之悲剧，故一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谈经世致用，嘉道学者亦多有重实践、谈经世者。
对正统儒学批评最力者为扬州学派。此一学派兴起于雍乾之世，发生于扬州，并非无故。盖扬州时为商业辐辏之地，富贾豪绅以财力奖励学术，学者汇聚。其学风较活泼、较开朗、较自主，此亦可见社会经济环境与学风之关系。扬州学派之宗师可推戴震(1724～1777)，戴虽系皖人，然久居扬州，开宗立派于此。当戴之世，考据之学仍如日中天；然已不为考据所范围，更倡义理。但义理并非空谈，戴谓天理心性为佛道之说，实非儒学；并以理学斥“人欲”之不当，以“人欲”为不可抑制之事实。故戴氏不啻重估儒家学说，以实用经世为正学，且使虚无缥缈的理学一变为追求功利之儒说。但戴氏虽为其时代的先进，却不为时贤所重，亦即余英时所说，戴以“刺猬”之身，处“狐狸”之世，其不相应可知。直至汪中(1745～1794)、焦循(1763一1820)、阮元(1764～1849)等出，扬州学派之“义理”始发扬光大。汪中研究古学、古制以批评教条式之儒说；焦循诠释经典，尽道问学之能事；阮元更直指“仁”为治术，而非理学家所谓之道德规范。
更有进者，乾嘉以降之扬州学风，渐突破儒学之界限，兼涉诸子。汪中不但卫护墨子，且以墨为救世之学。墨既久属异端，汪氏之说已不顺倡“伪学”之责难。焦循更“攻乎异端”，视异端乃胸襟狭小者之偏见，指不同意见者为“异端”实有违儒家“忠”、“恕”之旨。依焦之见，凡有用之学，无论宗派，皆有裨益，异端学说非仅无害于儒学，实可令儒家吸取新生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