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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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码：208 页
·出版日期：2008年02月
·ISBN：9787208076778
·条形码：9787208076778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内容简介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内容简介：农民家庭稳定与否，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键，更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关键。《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作者以社会转型加速期定州翟城村非常规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社会互构论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对户籍制度的变迁与外出打工家庭策略相互作用下的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释。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是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关系变迁的探索性作品。书中对中国农村户籍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农民外出打工引起的家庭内部与外部关系的复杂变化、国家与家庭在社会变迁中的互构进程等问题都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这些对于探讨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建构适应于外出打工策略的家庭关系、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简介 潘鸿雁，1972年生于新疆石河子150团，1991年考入新疆大学外语系，1997年考入新疆大学马列部，200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方向为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2006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
自1995年以来，先后在新疆大学外语系、法学院及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近年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代表性的文章有：《对性道德的探讨》《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社会学的范式及其整合趋势》《对非常规核心家庭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考察——以翟城村为例》《家庭策略与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等。
媒体推荐 我很高兴，作者将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引入家庭社会学研究领域，把它作为自己著作的主要视角，提出国家与家庭的互构共变。应用新视角研究新问题，这不能不使著作具有新意。对于家庭社会学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提升，也是一种现实内容的延展和丰富；对于社会互构论来说，则是一种实证的检验和应用的拓展。在这种意义上，作者也对社会互构论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作品选题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中外学者关于家庭内部的研究成果做了一定程度的考查，对定州地区农民工外出而形成的非常规核心家庭开展了内容丰富的经验研究，以充实的材料揭示了非常规核心家庭在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各方面发生的复杂变化，并从制度变迁与家庭结构变化的互构关系作出了理论概括，全文思路清晰，行文规范，观点明确，论述充分，表现了明显的学术探讨性和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是一篇比较优秀的作品。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推荐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的设定：

第二章 家庭结构的变迁：非常规核心家庭
第一节 社会转型加速期定州农村社会的变迁
第二节 定州农民外出：“走向现代性”的家庭决策与实践
第三节 非常规核心家庭的结构

第三章 非常规核心家庭内部关系的调适
第一节 夫妻关系
第二节 亲子关系

第四章 非常规核心家庭外部关系的建构
第一节 互助互利的亲属关系
第二节 互惠互利的邻里关系
第三节 差序格局的现代内涵

第五章 理论总结与对策思考
第一节 制度的回应
第二节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国家与家庭的互构
第三节 重建社区支持的对策思考
参考文献

附录一 调查问卷
附录二 若干个案调查
后记
……
序言 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关注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界的传统，早期的社会学家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或进行实地调查，或进行问卷统计，对当时的农村社会进行描述和做出解释。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严恩椿、易家钺、潘光旦、陈长蘅等人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开展了家庭人口问题研究；有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实地调查，通过问卷了解具体情况，并进行量化统计；有费孝通等人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他们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实证调查之风，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农村社会的研究传统，他们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21世纪的今天，有志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事业的后起之辈，沿着前人的足迹，带着时代的气息，继续探索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潘鸿雁的学术专著便是这样一部反映转型加速期中国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作品。八十年前，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在河北定县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成书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全书以大量的数字资料，从地理环境、历史、政府机构、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习惯等17个方面对定县的基本社会概况进行了全面描绘，成为当时中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尽的文献，被当时学术界称之为一部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当代社会学考察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八十年后的今天，潘鸿雁以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参与我主持的以定州（定县）为参照系和追踪点的课题《华北农村八十年的社会变迁》，重返李景汉先生调查过的地方，捡拾遗迹，追踪变迁，从定州农村家庭关系变迁的角度，考察国家与家庭的互构进程，通过家庭变迁透视整个华北农村社会变化的一角。
文摘 插图：


第二章 家庭结构的变迁：非常规核心家庭
第三节 非常规核心家庭的结构
四、非常规核心家庭的性质
非常规核心家庭是农民适应制度变迁、外出打工实践的结果，它改变了传统上学者对家庭类型的划分，也改变了人们对家庭概念和性质的理解。传统的家庭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以共同生活为基础条件（此外还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只有血缘关系而不共同生活则不构成家庭。然而，非常规核心家庭的现实状况是：家庭成员长期不共同生活却仍然构成稳定的家庭。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这要从构成“家庭”的基本条件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物质，其二是意识。家庭物质层面的东西包括共同居住、共同财产、共同的生计、共同的血缘（或姓氏）；而家庭意识主要是指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家庭意识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包含了意识和物质两个层面。进人工业社会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切资源要素都处于流动之中，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就带来了家庭的变迁。家庭成员的分散式流动动摇了家庭的物质基础，“共同居住”被“两地分居”所取代，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则弱化了传统大家庭的“共同血缘”的象征性基础。与此同时，文化（包括家庭价值观）的变迁总是滞后于物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强调家庭至上，强调一种为家庭而自我牺牲的精神，一种忍耐的美德，“家庭的自我认同意识”在今天依然延续，构成家庭最后的防线，从而维系了现代意义上家庭的存在。非常规核心家庭便是这样一种家庭。在非常规核心家庭中，虽然家庭成员居住分离，但这是一种积极的分离，是为了让家庭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分而不离”是非常规核心家庭的基本特征，“分”是针对居住空间，“离”是针对家庭意识。非常规核心家庭成员虽然分居两地，但相互依赖的经济合作超越了空间的阻隔，强化了传统的家庭意识，经济支持取代共同生活而成为现代家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物质条件。非常规核心家庭是农民走向新型现代性的自主选择，是特定时期家庭存在的基本形态，是人类家庭走向核心化的过渡。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不同，并对后者提出质疑和挑战，它的存在反映了家庭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后记 当本书的写作、修改终于到了收笔阶段，这部凝结了我三年心血的作品即将与公众见面之际，我长久绷紧的神经总算能够松弛，压抑的心情总算可以放飞，可以欣赏窗外的美景，可以尽情地高歌一曲。北国的深秋已有微微的寒意，但红色、绿色和黄色的树叶把秋天装扮得格外绚烂，我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但也有一种心痛的沉重：倘若我的父亲能够看到这一切，他会是多么自豪和欣慰！两年来他老人家对女儿的理解、支持和希望，推动了我求学探索钻研的步伐。随着我归期的临近，父亲却没能等到我们相逢的这一刻。在对父亲的无限缅怀和思念中，我终于完成了此书，就以此来告慰我的父亲——一个无名军垦战士的在天之灵吧！同时将此书献给我敬爱的母亲，她一生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地陪伴着父亲，扎根于遥远的西北边疆，在浓浓的思乡情中走过了青春岁月。
借此机会，我要向对本书写作、修改和出版提供过诸多帮助的老师、同学和亲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郑杭生先生，能人先生门下做学问，实乃三生有幸。记得三年前初人人大，导师便嘱咐我下农村调查，让我对华北农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此后便没有间断，这也奠定了本书研究的田野基础。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乐观的生活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宽容谦和的为人，都深深地影响r我。本书写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先生的悉心指导，先生高屋建瓴的话语，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乔晓春教授对本书写作中的关怀和鼓励，并给予了方法上的耐心帮助和指点迷津，常使我拨云见日。感谢李强、李路路、刘少杰、郭星华、李迎生、陈劲松等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一路走来，得到如此多的关怀和帮助，心中甚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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