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页码：21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ISBN：7308071286/9787308071284 ·条形码：9787308071284 ·版本：第1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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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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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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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页码：21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ISBN：7308071286/9787308071284
·条形码：978730807128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内容简介：普陀历史悠久、人文深厚，远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普陀更是东亚海上丝路的重要中转站之一，距日本长崎港852公里，离韩国仁川港897公里。历史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通过航海在这块海洋区域得以实现并相互融合，因而在普陀留下了丰富灿烂的历史人文遗存，如春日丸与桃花岛的白雀寺、如韩国孝女与东港的沈清院，如日本高僧慧锷与普陀山的不肯去观音院等等，在史书典籍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世界三大群众渔港之一的沈家门渔港，如16世纪东亚民间贸易中心双屿港，如古代海商航行风动力帆船的主要通道、被成为普陀“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石牛港等等，至今普陀人民和日韩两国沿海一带的人民仍保持着许多生活习俗包括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似性。
作者简介 张捷，普陀海洋文化研究会会长。
郭万平，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编辑推荐 《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录 序
序二
“寺社造营料唐船”再探一——以贸易、文化交流、沉船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与普陀山
16世纪40年代的双屿走私贸易与欧式火器
兰秀山之乱与明初海运的展开——基于朝鲜史料的明初海运“运军”素描
宁波海上的佛狼机集团与马六甲网络组织——南蛮贸易前史
黄鱼洄游人在人间——从渔业、渔民的视角重新审视舟山历史
明代万历年间普陀山的复兴
策彦周良两渡朝贡与海禁
由普陀山传承而来的日本的观音——以福井县天妃妈祖观音像为中心
观音信仰与海域世界
日本中世以来“补陀落渡海”述略一一兼评根井净著《改订补陀落渡海史》
日本“九州大邦主”大友氏与舟山岛
杭州湾北岸与舟山之间海上交通变迁考略
普陀拙子事迹访考中的日本元素
鉴真号复活与中日文化交流
“不肯去观音”传说新探
“水仙信仰”与“沈清祭海”的文化关联
从“沈清故事”看舟山沈家门在中韩友好交往中的历史地位
普陀紫竹观音及其东传考略
从日本“唐人墓”看东亚海域交流
后记
著译者简介
……
序言 如果说舟山群岛是洒落在东海的一串明珠，那么普陀就是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
普陀，佛教《华严经》中“一朵美丽的小白花”之意。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东北部，舟山群岛东南部，界于北纬29°32’～30°28’，东经121056’～123。14’，因境内佛教胜地普陀山而得名，是舟山市的一个市属区。
普陀历史悠久、人文深厚，远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普陀更是东亚海上丝路的重要中转站之一，距日本长崎港852公里，离韩国仁川港897公里。历史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通过航海在这块海洋区域得以实现并相互融合，因而在普陀留下了丰富灿烂的历史人文遗存，如春日丸与桃花岛的白雀寺、如韩国孝女与东港的沈清院，如日本高僧慧锷与普陀山的不肯去观音院等等，在史书典籍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世界三大群众渔港之一的沈家门渔港，如16世纪东亚民间贸易中心双屿港，如古代海商航行风动力帆船的主要通道、被成为普陀“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石牛港等等，至今普陀人民和日韩两国沿海一带的人民仍保持着许多生活习俗包括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似性。
海洋文化是普陀文化的特质，丰富深厚的海洋文化资源和历史积淀，给研究“东亚海上丝路”和“东亚海域文化圈”的中外学者专家以无限的发挥空间。因此，《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的出版发行，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通过海洋而有机连接在一起的中日韩三国，也自然构建了一个“东亚海域文化圈”，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既涉及纯粹的海域人文历史，也涉及海洋贸易和海洋外交，涉及到海洋宗教信仰、海洋鱼文化和航海文化等等，视点求新，对象求广，学科求细，论述求实，极具学术价值。专家们以海洋为媒介，以文化为平台，通过学术研讨等方式建立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网络。
文摘 插图：
佐伯先生认为，新安沉船“具有以东福寺造营料唐船为主体的集合船性质”，是“以东福寺——纲司为线雇佣的中国船只”（第234页）。多人货主混载货物的“集合船”，与东福寺雇船这一评价相吻合的话，那么，除东福寺以外的货主与东福寺进行交涉请求装载货物的这一假设也就有必要了。据此看出，虽然东福寺是这艘贸易船只上最大也是“公的”货主，但充其量不过是多数货主中的一员，这样不就与所载货物的情况相吻合了吗？
反过来说，多人货主混载货物的贸易船只——新安沉船，也可以推及其他的寺社造营料唐船，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对寺社造营料唐船还需要重新认识。“寺社造营料唐船”这个名字，并没有完全说明它的性质，它只是表明了贸易船只在特定的时间内的特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招牌”这一比喻更妥当。不断往来于中日两国的普通贸易商船，在日本一中国一日本这样一个往返的航海期限内，获得了幕府“寺社造营料唐船”的招牌，享受到一定优待和保护，作为代价，须将贸易利润的一部分用来作为营造寺社费用的捐款。因为其基本运作，就是普通商船的日常活动，所以，在作为“寺社造营料唐船”期间，对于寺社以外的货主来说，它并没有与一般商船有任何特别之处。
在记载寺社造营料唐船名字的文献史料中，除招牌外，也别无发现。在《天龙寺造营记录》中，仅记录贸易船只与营造天龙寺相关部分，那是理所当然的。幕府在作为得到营造费用的代价而下达给予保护、优待命令的公文中，除贸易船只的“寺社造营料”以外，也不可能从侧面提及其他情况。新安沉船这一整体实物资料的出现，才第一次把隐藏在招牌后面的真相挖掘出来。
佐伯先生认为，元日贸易船只一般来说是“主要利用日本的船只，博多附近也出现了造船的例子”（第210页）。这里的“日本的船只”，似乎可以解释为日本制造的船只，但是新安沉船的出现，推翻了这个所谓的常识。这艘船是使用在江南生长的树木（恐怕也是在江南）建造的中国式船只，所以，经营主体是中国的贸易商人，这是最明显的解释。我们虽不能从文献中出现的“唐船”、“日本舶”直接看出船只的船籍是中国抑或是日本，但是，从实物资料新安船的遗物中，我们可以知道船只的经营主体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作为新安沉船的船主，运载了很多自己货物的“纲司”，十有八九是中国人。这么说来，对认为天龙寺船的“纲司”至本是日本商人的通说，是否又
……
后记 本书是2009年1月9～11日在宁波大学召开的“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汇编而成的论文集，共收录中日学者的20篇论文，其内容涉及历史上以普陀山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世界的海上贸易、海洋信仰、文化交流诸领域，是国内外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年来，“海域世界”研究方兴未艾。尽管中外学者对“海域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研究旨趣未必一致，但在以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以跨学科为研究方法上则不谋而合。正如日本学者四日市康博先生指出的那样，海洋具有隔离与联结的双重特性，海洋在地理上隔离环海各区域的同时，又将各海域联结在一起，构成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连带关系，从而形成以海洋为纽带的海域世界。海域世界并非是单一的，既有大的海域世界，如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海域世界，也有小的海域世界，如东海、南海、日本海、东南亚海域、地中海海域世界等。同一区域，又可以分属不同的海域世界，如中国的宁波、普陀山、泉州和日本的博多。海域世界也不是孤立的，往往与内陆世界息息相关，但海域世界的物、人、信息、知识、信仰的流动，有时与内陆世界同步，有时又表现出其独特性。
舟山列岛（包括普陀山）作为东亚海域世界以及亚洲大陆的重要连结点，是东亚海域世界海上贸易、海洋信仰、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同时，在15、16世纪也是东亚海域世界与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进行走私贸易的历史舞台。学术研究表明，以舟山普陀山为中心的东亚海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曾对东亚海域世界以及东西方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海域世界研究，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可视作海域世界研究的滥觞，但其研究侧重于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海域世界独特性的深入研究。真正对海域世界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出于对一国主义、国民国家史观、欧洲中心主义的重新认识，日本学者主张从海域人手进行史学研究，最近有学者提出“海域亚洲史”等概念，以区别于以往的亚洲海域史，不仅重视传统意义上的航海、贸易、海贼、海上民等问题，更将视点专注于海域世界与内陆世界的斗争、交流、相互作用，许多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本书收录的部分论文，便是这一新研究视角的有益尝试。不过，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对于缺乏学术价值、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海洋文明论”，本书一概不予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