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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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元时代生活史
		银元时代生活史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479 页
·出版日期：2007年05月
·ISBN：7563365370/9787563365371
·条形码：9787563365371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Pages Per Sheet
·图书品牌：北京贝贝特

内容简介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系30年代上海名医，他以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描述了上海近半个世纪的物价变动；描摹了作者所接触到的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思想状况，其中不乏名人逸士、政界要人，如章太炎、丁福保、于右任、吴稚晖等。作者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这些人物的普通生活的一面，对老上海的民情风俗、市井生活有详细而真实的描写。该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对物价的真实记录、对取缔中医案引发的中医集会抗争的内幕等的描述，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编辑推荐 一位老中医的民国生活札记。阿城、沈昌文、王学泰、赵珩、雷颐中，鼎力推荐！
　　写老上海的书，这《银元时代生活史》最好！——阿城
　　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沈昌文
　　时代的写真，生活的侧影，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消失……——赵珩
目录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第二章　地窟下藏银揭秘
第三章　事章太炎以师礼
第四章　结婚前失恋滋味
第五章　抗争后中医不废
第六章　药王庙遭遇离奇
第七章　吴稚晖妙喻性理
第八章　于右任图报知己
第九章　丁福保指导购地
第十章　李时珍墓前萋萋
第十一章　编药典百折不挠
第十二章　城隍会别具深意
第十三章　游日本风俗怪异
第十四章　接财神空有所期
第十五章　谢利恒师请回忆
第十六章　上海滩人才济济
第十七章　法币成功银元废
第十八章　市面繁荣风气改
第十九章　为防牵累急走避
第二十章　一枚银元值千亿
后记
……
文摘 书摘


后记 值此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谨重刊此书以为纪念。
我的父亲名保康，字存仁(又名承沅)，于1908年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一个世代经商之家，祖上饶有资产，祖父及其五房弟兄在大东门一带开设了两家衣庄和两家绸缎庄。然而，在父亲八岁那年，由于经营不善，家道中落，两家衣庄及绸缎庄全部变卖还债，而祸不单行，祖父又罹急病遽然西归。孤儿寡母，没有了经济来源，全靠亲友接济度日，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幼年的父亲便是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父亲十多岁时，中学毕业后，在伯祖的资助下，根据祖父要让父亲学医的遗言，投考了由丁甘仁先生创办、由谢利恒先生任校长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为了阅读中医典籍，父亲又先后拜姚公鹤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为师，补习国文。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在读书之余还应征为丁福保先生做过抄写和剪贴工作，并时常忙里偷闲，写些短文，用“存仁”或“绿豆”作笔名，投寄当时《申报》的副刊“常识”和小报《晶报》、《金刚钻》等，以获取一些稿酬，补贴生活之需。由于生活的磨练，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和写作的习惯，他一生除行医外，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写作，从不中辍。很多年后，父亲青年时代的朋友秦瘦鸥世伯，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和陈存仁年龄差不多，“加上都爱爬格子，向大小报投稿．于是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缘分吧)。可我们在性格上毕竟还有差别：他沉着稳重，克制力很强，我则大胆好奇，喜爱热闹。另外有几个游侣如姚克、鄂森等经常和我去餐馆或上跳舞厅，甚至跟着别人闯进赌场或妓院去，竟想在堕落的‘雪坡’上试一试‘滑翔’的滋味。陈存仁却从来不愿同行，几次之后，我们也不再邀他了。当时，我们都还纯真坦率，并没有为此责怪他没有哥儿们的义气。后来我变得懂事了，一经追想，更不由不对陈存仁的富于定力，不随波逐流，感到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也使他在十几年后便功成业就，从无数的同道中脱颖而出”(《上海滩》1992年第6期)。诚如秦世伯所言，父亲的这种品质正是他日后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而父亲这种优秀品质的形成，除了其幼年失怙、家境贫寒的客观环境的逼迫外，还得益于其所拜之师丁甘仁、丁仲英、谢利恒、姚公鹤、章太炎、丁福保诸位先生的教导和熏陶，这在父亲的著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有所反映。
父亲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跟随丁甘仁先生和其哲嗣仲英先生写方实习。在实习阶段，父亲就筹划创办一份医药防病保健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名曰《康健报》，这个想法一提出来，便得到了丁仲英和丁福保先生的支持。父亲经过周密的筹备之后，终于刊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医药报刊。这份报纸有很多名医名人撰稿，且“编排格式新颖，大小标题做得引入注目，因此，才发行了二三期，就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上海滩》1992年第6期)。《康健报》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以后，又获得八千户固定订户。
实习两年后，父亲获得了一定的诊病经验，获师同意后，便在山东路二号(南京路口)租得两间屋子，独立开设诊所，正式挂牌行医。由于初出茅庐，加上诊费订得较贵，开始一段时间病家并不多，每天只有三五个病人。当时父亲才二十岁，而人们选择医生总以为越老越有经验，为了适应这种心理，父亲有意识地成年穿着深色的长袍马褂，架一副平光眼镜，戴一项瓜皮帽，俨然成了一个“小老头”。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数年以后，诊务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父亲曾医好了于右任先生的伤寒病，与右老结下了一段友情。
1929年3月17日，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根本提倡西药，推翻中医中药决议案”，全国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商讨对策。父亲便是这场抗议运动的发起组织者之一。大会推举了五名代表赴京请愿，父亲是为代表之一。事后，父亲撰写了《三一七国医节事件回忆录》一书。这一事件后，父亲被卫生部聘为顾问。
1935年，父亲积数年之辛劳，主编出版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由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一版再版，前后达二十七版。但为了编撰这部药典，父亲疲劳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休养了数月之久，才逐渐康复。两年后，父亲又主编了一部《皇汉医学丛书》，其中收集的汉医书籍达四百多种，亦由世界书局出版。秦世伯在他的文章中也谈到了父亲编撰《中国药学大辞典》之事，他说：“他的规划如此细致周密，不由我不觑着他那张镇定的脸，怔了好一阵子。孔子日：‘毋友不如己者。’这个陈存仁，岂但我所不及，简直使我五体投地了。”(《上海滩》1992年第6期)
1948年底，上海物价狂涨，货币贬值，生活无以为继，父亲不得已决定离开上海，到香港另谋生路。1949年初，父亲举家迁往香港。当时父亲所有的积蓄总共是九千港币，连订一间小公寓也不够。我一位在香港的外叔公问我父亲：“沅哥，看你在上海时气派还不小，你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好了，我现在有些事去美国几个月，你一家四人就暂时住在我这里，不必付租。唯一条件就是我这个广东佣人跟了我多年，你用下去。”总算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一切得从零开始。父亲又开始觅房设诊所，挂牌行医。香港多广东人，通行粤语，父亲深知，要赢得病家，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他特地聘用了两名粤籍少女作助手，一位担任挂号，一位充当翻译，自己则拼命地学广东话。同时，在行医之余，父亲仍勤奋地写作。他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上辟了一个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颇受素来讲究饮食的粤籍人士的欢迎。至今，香港五十岁以上的人对“陈存仁”这个名字仍很熟悉。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天天一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父亲从不收取一文稿酬，但文章刊登的版面位置是从不变更的，他希冀的是一种广告效应。很快，父亲便在香港打开了局面。
父亲一生致力于宏扬祖国的传统医学。1935年，父亲任中国医学院常务董事兼总务主任，为扩建学院，他亲自起草了集款建院的计划书，并自捐巨款，与各位董事倡导集款筹建了五座大厦。他一手创建的国医图书馆，所藏医书甚多，管理先进。然而惜逢“八一三事变”，新建大厦全部毁于战火。在香港，他参与创办了香港针灸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78年，墨西哥芭蕾舞团应邀到香港访问演出时，应当时的香港总督夫人要求，父亲曾派自己的学生去为他们针灸疗伤，针灸几次后，该团几位首席舞星的腿伤霍然痊愈。数月后，这个学生被邀请到墨西哥为墨总统针灸。这件事也多少影响了香港英国人对中医药的看法。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中药研究中心”，聘父亲为“建筑基金会主席”，父亲非常高兴，不遗余力，以一人之力，筹得捐款达一千二百万元以上，为中药研究作出了贡献。
父亲一生致力于整理和研究祖国的传统医学，他除了早年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和《皇汉医学丛书》外，到香港后，又陆续编纂了《中医师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大典》等著作。其中，《中国药学大典》是1978年应日本讲谈社之请而编纂的，当时父亲已年届古稀，他整整耗费了三年的时光，编纂完成了这部四大册的皇皇巨著。为了编纂这部巨著，父亲由于用脑过度，曾两度小中风。
除了医学著作之外，父亲还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于旧上海生活的札记类书。父亲是老上海，生于斯，长于斯，又因工作关系，阅人无数，交游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都有接触，加上他每天记日记，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关于老上海的故事，往往信手拈来，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轰动一时，而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陈存仁”，虽然他们并末征得父亲同意，但他仍很得意。
父亲一生行医，他的经验很丰富，诊断力很强，经过父亲诊断的病人，如中医药无法治疗，父亲就会告知病人，你得的是某某病，应找某某科专家，不然会误事的，许多次以后，连香港最有名的西医也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诊断力之强。其实，父亲是一个很注重学习的人，他不仅注重中医药学的学习研究，而且同样认真地学习西医的理论和知识，早在1946年，他就曾聘请一位西医每天为他授课两小时，学习西医的病理学知识，如此坚持了两年之久。
父亲一生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1929年，他发起组织了三一七国医抗争活动。1948年，父亲被沪中医界选举为国大代表，他在大会中，对国事倒行逆施，感慨不绝，除中医提案外，不发一言，选举总统时，竟未投票，并将选票带回。1957年，父亲又被选为东华三院高级慈善机关总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被聘入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这是在香港上海人的民间组织，历来由工商界的顶极人物担任名誉职务。
1985年，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父亲宣告退隐，并移居美国洛杉矶市。1990年9月9日，父亲在睡眠时因突发脑溢血而逝世。正如秦世伯在文中所言：“他走得很匆促，也很潇洒。”
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跟随他学医，但因那时我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对理工科有兴趣，故未能听从父亲的意愿，弃理从医。几十年后，我却为此感到十分后悔，为当时放弃了这样好的条件，未能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深深遗憾。1992年，经朋友介绍，我在成都结识了对中药颇有研究的四川企业家李星炜先生，我们合资成立了一家生产中成药的制药公司，并发展成今天的三勒浆药业集团，以先进的生物技术来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使中药更能发挥其效用，造福于人类，以此稍补我心底的遗憾。
陈树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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