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日本问题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是本书的主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种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并没有中断，直到1 937年8月在上海爆发战争，它才被完全放弃。作者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分析框架下，用国民党、共产党叙事之外的“第三只眼睛”审视国民党政权建设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一致与冲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南京十年建国时期”（1927～1937）的认识。 作者简介： 柯博文（旧译“小布尔”，Parks M. Coble）历史学博士。1975-1976年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执教。1976年至今一直在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任教，任该校历史系教授。 著作有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ement, 1927-1937(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 1980)；Facing Japan Japan: Chinese Plotitics and itics and Japansese Inmperialism, 1931-1937(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 1991)；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r'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aia Press, 2003)。另在Chinese Dtudies in History等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中国近现代论文年10篇。 媒体推荐 中文版序言 当开始写作《走向“最后关头”》时，我研究民国时代的中国已经好几年了。通过解读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无数报刊文章，以及后来写成的回忆录，我深信中国人在这个10年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甚至在1937年7月全面战争爆发以前,日本问题也似乎主宰了中国的新闻报道。在我看来，西方学界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没有充分地讨论日本问题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许多学术著作陷入明显的框框中。西方的政治史偏重于像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这些政治团体的组织和活动。社会和经济史学家注重农村社会、农民、工业化和贸易。外交史学家考察南京、东京、伦敦、华盛顿和日内瓦这些政府层面问题的主要相互关系。现在西方学者似乎很少在这些领域之间进行相互交叉研究。自1991年《走向“最后关头”》首次出版以来，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变。 特别是在美国，许多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史著作已重视与美国外交政策或国联的作用相关的问题。美国外交史学家似乎比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和政治史的学者更少使用中文资料。我渐渐认识到这种隔膜已经导致西方学者无法把握大部分中国政治史中日本问题的重大意义。 当然，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国内问题。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她的大量领土；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 战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城市的中国居民则生活在日本军队的影子之中。 为了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我决定撰写一部主要是按年代排列的著作。我极为细致地考察了1931年至卢沟桥事变之间的入侵、事件和冲突。这项研究是非常细致的，但我认为这是理解主题的关键。一个又一个事件的无情压力不停地煽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火焰，它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尽管这项研究的时段相对较短(仅有6年)，但我相信中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被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到1937年夏，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在准备抵抗。蒋介石无法继续实行妥协政策。 《走向“最后关头”》是为西方学术界的读者而写。尽管我知道许多中国学者已经读了这部著作，不少人还提出了极为中肯的评论，但我估计绝大多数的读者仍是属于西方的学者。本研究所用的大部分资料——报纸、期刊和回忆录——是在中国出版的，并在中国可以看到。但我仍然非常高兴本书能有机会译成中文。我此前的一部著作《上海资本家阶级与国民政府( 1927—1937年)》(哈佛，1980)出了两种中文版本。每次到中国，我都享受到与那里的同行讨论这部著作的乐趣。 不过，一部由西方学者所写的著作能给中国读者提供些什么呢?当然，答案是由读者决定的，但我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尽管中日战争已在大约60年前结束了，但那场战争造成的问题在 东亚仍然没有平息。战争反省问题、南京暴行的争论以及对慰安妇和强掳的劳工的赔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作为一名既非中国人也非日本人的西方学者，我大概可以提供一个局外的观点。在本书中，我并不准备着重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罪行，无论如何，不去谴责或缩小它。我想做的是去理解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本书有时似乎忽略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这不是我的本意。但在寻求理解这场战争的影响方面，也许一个局外人比一名中国或日本的学者更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本书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将期待着您的评论。 …… 目录 中文版序言 鸣 谢 前 言 第一章 满洲、上海和不抵抗 不抵抗的背景：南京与日本(1927～1931年)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的联合(1927—1931年) …… 文摘 书摘 反日抵货运动仍然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有力的挑战。在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期间开始的抵货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获得了动力，并由于淞沪战役而再次获得了动力。尽管国民党给予了谨慎的支持，但这场运动——特别是在1931年9月18日以后——主要由商人和无党派团体来组织。例如，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是由诸如上海总商会的王晓籁、大资本家虞洽卿、众多的银行家和钱庄主这些商人领袖以及报纸主笔史量才这样一些人领导的。但一些党和政府的人物也加入了进来。 抵货运动取得了广泛的成功；日本向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1931年10月—1932年5月之间运动的高峰期更是如此。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月里，日本对长江流域的出 口降到了上一年度的75％。日本在中国(包括抵货运动没有波及的满洲)销售的全部商品从1930年度的4033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度的25800万日元、1932年度的17980万日元。尽管中国的水灾和经济萧条也减少了需求，但抵货运动肯定是下降的主要原因。抵货运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可以从1930年日本对各国全部出口的14699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的114700万日元中观察出来。1932年，日本用向英属印度增加出口的办法来弥补大部分逆差；它的出口总额反弹到141000万日元。但是寻找替代中国的新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渗人到这些新的地区，出口商品的价格经常被压得很低，并导致了对倾销的谴责，引发了反日抗议运动的发展。抵货运动给日本商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东京强烈要求终止它。 抵货运动曾是淞沪之战的一个深层原因；1932年5月，这次事件得到解决时，日本照会南京必须对这种运动进行镇压。1932年5月6日，政府命令停止抵货运动。不能公开使用纠察队员，对货物的没收停止了，宣传变得缓和起来。“敌货”一词不能再使用了。在总商会的领导下，由于对特定事件的回应，运动曾有过偶尔的回潮。例如，1932年7月底，针对关东军轰炸热河朝阳，抵货运动有过短暂的复苏，1932年9月当日本准备承认“满洲国”时，抵货运动更有复归的势头。 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这些重新兴起的抵货运动都未能维持太久。显然由学生力量支持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抵货组织从地下活动转向了恐怖行为。1932年秋季和1933年，全国不断发生炸毁出售日货的中国商铺的零星事件。这些恐怖行为对抑制贸易不发生作用。1932年7月驻中国领事馆的官员注意到，抵货运动在上海、天津和北平基本上停息了，而在汉口和广州则已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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