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页码：180 页 ·出版日期：2003年01月 ·ISBN：7540641215 ·条形码：978754064121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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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页码：180 页
·出版日期：2003年01月
·ISBN：7540641215
·条形码：978754064121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中国古代风俗文化丛书
内容简介 本书兼取学术专史与笔记杂谈的长处，广征博引，将中国茶酒的历史起源、习俗流变、茶具酒器、茶酒、礼仪、茶酒饮法、茶艺酒德、以及有关茶、酒的趣闻逸事、人物故事、诗文艺术，还有相关的名茶、名泉、茶馆、酒肆的概况等，一一向读者娓娓道来，使读者能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获取丰富的茶酒知识，对中国源远流长的茶酒文化有一个全面、概括、形象、生动的了解。
作者简介 蒋云舫，1942年生，原籍江苏省武进县，自1950年以后，一直生活、工作在上海。196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市职教和普教系统从事教学工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连续两届担任“上海市工业职工系统政治教育研究部”理事及该会报纸的责任编辑。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多有作品获奖，还有作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媒体推荐 引子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原产地，无论从最早发现茶的用途、最早饮茶、最早种茶，还是从最早赋予茶以文化内涵等方面来说，中国无疑都是世界之冠。所以，中国人对于茶是再熟悉不过了。“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中国妇孺皆知的熟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酒的历史渊源则更为悠长，几乎从人类的洪荒时代起，酒就出现在世界上了。可以说酒的历史几乎是和人类的文化史同时开始的。
茶无疑又是中国人最普遍的饮料。著名文人林语堂先生30年代时曾这样说过：“中国人最爱品茶，在家中喝茶，上茶馆也是喝茶；开会时喝茶，打架讲理也要喝茶；早饭前喝茶，午饭后也要喝茶。有清茶一壶，便可随遇而安。”(《吾土与吾民》)茶不但是旧时祭神祀祖的祭品，而且自宋代以后，以茶待客更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它体现了一种对客人的尊重，是人们借以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媒介；茶与婚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结婚前纳彩礼叫“下茶礼”，婚礼上则有种种饮茶的礼仪；茶还是人们陶冶精神、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而酒与人生的关系，自然也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必须直接、间接地和酒发生联系，不管人们是喜欢酒也好，讨厌酒也罢，谁都不能排除酒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存在。酒渗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嘉宾来了要置酒招待；生意谈成了要举杯祝贺；远方来客乍到要接风洗尘；亲朋故友久别要杯酒饯行；联络感情要酒席联欢；感谢帮助要以酒酬劳；拜见长辈要拎酒孝敬；逢年过节要聚饮叙欢。至于喜庆典礼、婚丧大事等，那就更要大摆酒宴，铺张一番了。
茶与酒对于人们来说，首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实用价值发生作用的。茶最早曾作为药物，作为菜肴，后来才正式成为饮料；酒最早也是以刺激精神的饮料和“扶衰养疾”的药物出现的。但当茶与酒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被人们注入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和社会功能。如饮茶原来只是用于解喝、消食、提神，而到后来便发展到讲究茶叶、讲究水质、讲究器具、讲究烹法、讲究品饮环境等，这就使饮茶包含了一种艺术上的追求，使人们在饮茶时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达到一种美妙的意境，这就是茶艺。茶艺中融会了儒、道、佛各家的深刻哲理喝高远的思想精神，如儒家的中庸、和谐，道家的清寂、空灵，佛家的宁静、禅机等。我国的茶道能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精髓加以兼收并蓄，将物质形式与意念、情操、道德、礼仪等有机结合起来，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此时的茶之为用，其物质意义显然已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而精神内容才是主要的。
酒也一样。在中国思想作用最大的儒、道、佛三家，除了佛家是禁酒的以外，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都对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般说，儒家重理(礼)，重实在、实用。因此，中国人饮酒就非常讲究礼法，将尊卑长幼那一套伦常礼教制度也贯彻在饮酒和酒宴之上；道家崇尚自然，主张酒以适性，因此，中国的酒人中，便多有像李白、陆游这样豪放的诗人。
酒的作用当然也远不止于日常生活。酒不仅仅是日常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而且是历史上治国、治军的重要工具。古代统治者对神灵极其敬畏，将祭祀当作头等大事。而祭祀时是非献酒、酹酒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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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引子
二 谈“荼”说“酉”
1．中国仕茶的故乡
(1)“茶树王”
(2)从“荼”到“茶”
(3)饼茶、团茶、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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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刘备占据巴蜀，建立了蜀汉政权以后，为了励精图治，完成统一大业，也曾下令禁酒。他严格规定不准民间私酿，并要将私藏的酿酒器具一律收缴，对私藏者处以刑罚。刘备手下有一个名叫简雍的从事（官职名），反对这种做法，却又不便直接劝谏。有一天，简雍和刘备一起外出，看见路上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同行，简雍就对刘备说：“那两个人要进行交媾，您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啊？”刘备不解地说：“你怎么知道他们要做那种事情呢？”简雍回答说：“他们身上都生有生殖器啊，有生殖器当然就要进行交媾了，这跟家里藏有酿酒器具就必然要酿酒是一样的。”刘备听了不由哈哈大笑，于是就取消了禁止私酿的法令。
西晋、东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两代，再到五代十国时期，绝大多数的君主都不禁酒，只有后赵的石勒曾“重制禁酒”。北魏的文成帝拓拔洁，也曾于太安四年（458）宣布过禁酒，且禁令十分严厉：“酿、酤、饮者皆斩之。”但皇帝老儿及达官显宦们是不在这个禁令约束之下的，他们自己依然可以“大飨群臣”、“游宴数日”，可想而知，这样的禁令能有多大作用。此外，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583）罢停过酒坊；唐代时也有过几次因饥荒而禁酿的事情，但都不过是权宜之计。宋代情况也基本如此。
元代禁酒较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曾下令禁酒，对京畿地区禁令尤严。至元二十年（1283）曾规定：“造酒者本身配役，财产、子女没官。”但元代禁酒有个特点：先严后弛；此严彼弛；民严官弛。这样的禁酒，其结果当然也摆脱不了历代禁酒的共同命运——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明、清时代，曾有多次禁酒。明宣宗朱瞻基曾于宣德三年（1428）作《酒谕》；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十八年（1679）和三十年（1691）宣布山海关、盛京（今沈阳）及直隶（今河北）禁酒；清高宗弘历也曾于乾隆二年（1737）、五年（1740）“酌定”河北、山西各省的酒禁。但是，即使在禁酒地区，饮酒也是越禁越烈。至于非禁区，其酒的生产规模之大，人的饮酒之甚，更是令人咋舌。如乾隆初年，苏州一带的粮食竟有大半是用于酿酒的；当地的一般人饮黄酒，一天可达五六斤之多；即使是饮烈性酒，一天也能喝上一斤以上。所以，清代中期以后，便再也不提禁酒的事了，统治者知道，酒其实是禁不了的。
纵观中国历代的禁酒史，我们不难看出，统治者实施禁酒的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恐纵酒亡国；二是怕因酒丧礼；三是因饥荒缺粮。而弛禁的原因，则主要是欲借此扩大税收，以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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